从古希腊开始到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自然科学化”的长期发展过程：哲学的天文学化、生物学化、物理学化、数学化等的不断发展和强化，留下了一条明显的“自然科学化”轨迹，也形成了一种哲学理解范式。这种理解范式的特征是：以关注自然为主，并用把握自然的准则来把握人自身。这种哲学范式追问世界的本源、始基、本质、理念、形式、法则、规律，寻求世界的统一性、同一性、同质性、一般性、整体性、永恒性和必然性。其理论形态主要表现为意识哲学、思辨哲学、理论哲学等，传统的形而上学代表了这种哲学范式。然而，西方哲学史上还有另一种同样发源于古希腊哲学、但在后来的哲学发展中被遮蔽而式微的哲学范式，其主要特征是以“认识人自己”为己任，把哲学的目光从关注“自然世界”转向人创造的“文化世界”，并聚焦在人类自身的现实生存活动上。这种哲学范式更多地关注文化的民族性、时空性、差异性、价值性、共通性(通约性)和有效性，探寻人的行为的复杂性、多变性、微妙性等特征，并透过分析人的文化世界达到对人的把握。本文称这种哲学理解范式为文化哲学范式。进入到20世纪，在经历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关系的大讨论之后，哲学家们开始了对“哲学科学化”的全方位反思和批判，同时也对思辨哲学、理论哲学、实证哲学的后果进行了清算。随之而来的便是文化哲学范式的全方位复兴和回归。哲学家们从现象学、解释学、社会学、历史学、知识考古学等方法入手复活文化哲学范式，大批哲学家开始批判实证主义哲学和科学哲学，探求后形而上学思想形态。例如，西美尔到生活世界的深处探索生命冲动与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韦伯在跨文化比较的理论视野中探寻人的行动的理性和非理性类型，胡塞尔、海德格尔用现象学方法分析生活世界中人的真实状态，伽达默尔不满足于解释学仅停留在方法论层面，而强调哲学就是解释学，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游戏说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学分析无孔不入的微观权力结构，哈贝马斯通过交往行动理论和语言哲学建构后形而上学思想。20世纪西方哲学产生了重大转向，语言哲学、解释学、交往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后形而上学思想，成为文化哲学范式复兴的主要代表。 一、文化哲学范式当代回归的原因 从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20世纪人类取得的一些重要的科学技术成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经过启蒙运动之后确立的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催生的结果。一系列重大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使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也使人类社会进入到以信息化、知识经济等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文化特征发生了重大转变：传统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特征逐步蜕变，后工业文明特征愈发凸显。传统的农业、工业生产方式被高科技手段所取代，民族之间交往的深度和广度日益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借鉴、冲突、融合使原有的文化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嬗变。人类面对的问题和困境也发生了变化：与生态环境失衡、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匮乏等从外部制约着生产和生活的自然界问题相比，文化世界的内部问题成为更为繁重和紧迫的问题。以启蒙精神为内核的现代文化模式引发的文化危机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人类的生存，正是对这种文化危机的全面反思批判，导致了文化哲学范式的回归和复活。 首先，对20世纪西方文化危机的批判，需要文化哲学的理论支持。启蒙运动确立的理性精神和人本精神在近现代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20世纪，技术理性的幻灭和人道主义的危机标志着这种文化精神自身存在严重的矛盾。第一，理性化原则的全面贯彻导致了科学万能论盛行，人自身的价值、崇高、精神、自由在日益严重的异化社会中被消解和宰制，人沦落为只满足于物质欲望的“单面人”，成为按理性原则严格设计的牢笼中的“囚徒”。理性精神、科学万能论、技术乐观主义、历史进步主义等意识形态，需要从文化哲学高度加以批判。第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取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成为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首要问题：人直接受到自然力的压迫逐步减轻，相反，人受到自身创造的文化世界的严重束缚和压迫却日益加重。无孔不在的微观权力在民主的合法外衣包裹下大行其事，科学技术、理性知识成为人们膜拜的新上帝，人失去了自然与传统文化的天然纽带，现代性的价值大厦开始坍塌，生活在文化焦虑之中的人们备受煎熬。第三，西方的现代化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示范效应，资本主义文明的火种传播到了每一个文明的角落，以“资本逻辑”为内涵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强大征服力得到充分展示。这种文化传播除了推动或刺激其他文化发展外，也激发起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自觉和反抗。这些民族一方面欣然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物质果实，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文化被动摇、侵蚀、破坏而感到焦虑和愤怒。他们的深层的文化根基遭到动摇，进而产生文化寻根、文化保守、文化拒斥、文化反抗等后果。这些受到冲击的文化自身的哲学思维、审美特性、主导价值等也会发生变化，文化的自觉意识得到增强。 其次，解决文化世界的问题需要哲学方法论的革命，人文科学的诉求也从学理层面推动了文化哲学的回归。第一，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危机客观上推动了哲学范式的转换。在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进行批判的进程中，于19世纪中叶产生的实证哲学到了20世纪得到充分发展。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迄今一切可能事务的唯一仲裁者。实证主义者希望对一切实践、传统、习俗和制度都进行科学分析，它们必须无条件地成为科学，否则就将死亡。从一定意义上讲，实证主义理想在20世纪基本得到了实现。然而，这种思维方式和哲学态度同样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科学哲学内部率先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甚至出现了从语言学、逻辑学等最为基本的思维方法层面进行的反抗。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在晚年开始对当代科学理论进行深刻反思，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在他看来，真理的标准不能仅仅局限于事实，“伦理作为科学真理的一个标准”同样可以；“实在论与知识都具有历史性，科学的解释同样具有模糊性”(费耶阿本德，第243、129页)，科学的知识无法从根本上征服实在的丰富性。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必须用一种新的范畴解决新的问题。科学哲学家们应该达成基本的共识，因为“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发生任何真正遭遇的前提，是创造新范畴以便超越现有矛盾并能够走向善的道路的前提。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我们需要文化的以及民间的自觉，我们需要哲学”。(同上，第274页)他所说的哲学肯定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而是一种体现文化精神内涵的文化哲学。第二，人类所面对的文化世界的复杂性问题，需要文化哲学范式给以解决。文化世界的问题充满了复杂性和特殊性，需要用社会科学加以解决。在雷舍尔看来，社会科学具有挥发性(volatility)，“因为我们在社会科学中遇到的所有‘规律’性表现，都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在任何时间内均可重复的，而仅仅再现了特定社会世纪的短暂规则性，其状态也无法严格再现其永久和普遍性，因此它们具有挥发性”。(雷舍尔，第90页)在雷舍尔看来，社会科学之复杂性所依赖的最终分析，不仅与它的交互参量中的多样性有关，而且与它处于参量相互关系之中的易变性有关。(同上，第91页)因此，哲学应该放弃用简单化原则去发现宏观规律(这种发现的结果貌似全面肯定而实则片面虚假)的思维方式。第三，传统的数学化的思维方式、思维工具面临着逻辑的社会文化性的挑战。逻辑的合理性是相对于文化的，即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合理的逻辑，这就是逻辑相对于文化的合理性问题。例如一项说理活动必须考虑到如下情形：“说理活动的社会文化性。说理活动的参与者(简称参与者)隶属于某一文化群体；为了实现某一目标，他们在给定社会的某个语境中展开说理活动。说理活动的动机。参与者通过说理活动辩论或反驳某一立场或论点，提高或降低其他参与者对该立场或观点的接受程度。说理活动的语言。作为说理这类社会交往活动之媒介和背景，它不仅包括自然语言，还包括肢体语言、视觉图像语言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其他事物等……”(鞠实儿，第36页)由此可以发现，哪怕是纯粹的“形式逻辑学”也必须深入到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以及包括历史学、民族志在内的人文学科内，才能具有更强的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