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实际性解释学与马克思的实践意识论

      1923年夏，青年海德格尔在弗莱堡作了自己早期弗莱堡时期(1919-1923)中最后一个讲座报告：《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这是海德格尔关于解释学思考的最重要的学术专著。在这本书中，海德格尔提出，传统解释学中原来那种追逐客观原初语境的释文解义的学问，只是一种误识中的逻辑弯路，它必须被直接穿透为回到此在实际性生活存在的重新赋义之中。在海德格尔眼里，一切解释都不会是从对象性起始，而只会从解释者自己出发，并且，这也不是康德和胡塞尔已经揭示的某种观点或理论构架的先行统摄，而更深地缘起于每个解释者自身的生活存在质性。这就是海德格尔的实际性解释学。

      我发现，在一定意义上，海德格尔的实际性解释学很深地与马克思的实践意识论接近。①然而，我的好友王金福教授在批评我的构境论时，其理论根据恰恰就是海德格尔所批评的所谓“客观主义”的解释学。并且，他埋怨我说，“一兵不满意白开水，那就该给我们一杯浓茶、一杯烈酒，对解释学作出比前人和我更科学的说明。但他什么也不给，什么也不说。他不‘往前说’”。②这里，我想通过对当代解释理论鼻祖伽达默尔的老师海德格尔相关思考的原初基始语境之重构，做些“往前说”的努力，来回答停留在海德格尔学生的学生(伽达默尔、利科)那里的批评者。

      一、解释学的历史弯路

      青年海德格尔在《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中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探究解释学的原初历史语境。这似乎是金福的最爱。当然，这个原初语境并不是西方神学释义学起始的文本逐义，而是将解释学归基为一种被理论逻辑存在者(文本的客观意义说)所遗忘的原初存在。在他看来，“解释学(Hermeneutik)这个用语的实际性显示(Faktizitt anzeigen)是对投入(Einsatzes)、开端(Ansatzes)、走向(Zugehen)、询问(Befragen)和说明(Explizierens)的统一方式”。③这个表述过于抽象了。其实，海德格尔先用“实际性显示”否定了解释学假想的解释对象中已有的现成意义，而把它重新生成为一个由实际生活建构的复杂意义场境：一是投入，这个投入是那个使文本得以生成的发生着的做，比如写作、学术构思和艺术构形；二是开端，开端即是返回被遗忘的原初性；三是走向，走向是投入之“何所向”(Worauf)，也应该包括被解释的走向；四是询问，Befragen是再追问，海德格尔曾经在自己关于全集的研究指南中提出问题—追问—再追问的构境线索；最后才是流俗的“说明”。这个意义域，在其后的讨论中海德格尔会一一详细探究。

      应该首先说明一个问题，即解释学主要不讨论文本对象中是否存在来自于作者本人的“客观意义”之类的常识性经验命题，因为它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解释学语境的主要思考对象是文本意义场的建构缘起以及这种非我性的意义场如何传递和复现出来的问题。就像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主要纠缠于“自然的先在性”一样，而是思考自然物质如何在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被重新塑形并成为人们存在的全新物质生活条件的复杂历史过程。

      青年海德格尔在说明了解释学的希腊词源以及此词与赫尔墨斯这一神之信使的关系后，又假惺惺地提供了几处来自于古希腊哲学家文本中的所谓证据，以说明解释学本身的“变化了的意义”。之所以说他假惺惺，是由于他对原典的援引通常都不是锚定于原始语境，而是向着有利于自己构境意向的重构。海德格尔这里的做法并不是接近现代性的文本学，倒十分接近巴特-克莉斯多娃的后现代文本学中的生产性阅读。例如对于柏拉图的文本，海德格尔说，柏拉图的“解释”是从传达和告示开始，但传达的话语则是“有差别的表达”，这就是说解释中的传达不是从一个信息完全不变地递送到另一处，传达过程之中总会生成有意无意的差别性附加。然后，这个附加的差别“不是理论的见解，而是‘意愿’(Wille)、希望。以及类似的存在、生存；也就是说，解释学是对……(我)的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之诸在(des Seins eines Seienden)的告示”。④在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的诠释中，解释之中的传达之差异不是理论观点的变形，而是人们自己的生存意愿之附加。在马克思那里，即是说，观念不是观念自身的事情，而是历史性实践活动构形的映现。用我的话来说，即是所有解释都只能是一定时期的人们以当下的生活重构已不在场的历史之思境。从海德格尔对柏拉图文本的释义中，我们能清楚看到其中所发生的这种海德格尔式的经典过度诠释。这是一个建构论解释学理论的典型样板。我应该指出，金福教授不能理解的事情，恰恰是在伽达默尔—利科解释理论的前提中所发生的东西，海德格尔建立新解释学的前提不是追逐文本的客观意义，而是由此在的生活来重构！而在金福看来，解释学就是一种理论：“解释学的视野是一种学科视野，一种研究的对象域、问题域。解释学(也称释义学、诠释学等)是一门以文本理解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可以简单地规定为关于文本理解的学说。”⑤这种后来的学说式的解释学，正是遗忘了马克思、海德格尔关于意识和解释本质的逻辑怪物。我所说的“不在解释学语境之中”，正是指离开伽达默尔对自己老师的这种“差异性”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