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与“骂”:透视日常权力变迁的两个维度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福民(1960-),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研究员,福建 厦门 362021

原文出处: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内容提要:

日常权力就是日常生活权力。就利益关系而言,日常生活世界也是一个权力结构,一个处于历史变迁过程中的权力结构。“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是当代中国日常生活权力结构变迁中的一种现象。它表征着30余年来中国日常生活世界的深刻变迁及其内在发展逻辑。历史地辩证地透视这一典型现象,揭示“吃”与“骂”的背后内蕴的必然性、历史普遍性及其社会进步性,对于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建构与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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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1)11-0031-08

      日常生活世界是马克思恩格斯考察研究社会历史生活的基础性领域,由此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日常生活向度。在马克思看来,日常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微观基础,是现实的个人从事一切活动的发源地,是非日常生活领域赖以发生、存在、展开的历史性前提,从而构成“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1](P78)的本体论基石。相对于经济生产、阶级、国家、社会、科学文化等非日常生活领域,日常生活是一个以“个人”为主体、家庭为单位、个人生存与发展为价值目标的个体生存活动领域。其实,日常生活世界,也是一个权力结构。日常生活世界的变迁与转型,本质上就是日常生活权力格局的瓦解、整合与重构。通过这一过程,现实的个人之生存、生理、心理、情感、理性认知、社会认同、精神超越与终极关怀等多维度需要不断得以生成、实现与发展。进而,在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张力结构中,个人的主体独立性、价值创造性、权利与尊严,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得以历史的生成与敞开。其中,基于劳动交往基础上的衣、食、住、行、用及其生产、交往、分配、消费模式等经济权力构成日常生活的物质活动关系,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心理、主体意识、思维方式、生存信仰、生活观念、道德价值观、人生观以及风俗习惯等构成日常生活的文化系统。日常生活的精神文化现象从根本上依赖同时反映着日常生活的物质活动并给之于能动复杂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在社会日常生活转型时期,日常生活方式的结构性变迁必然投射到日常生活主体心理之中并产生相应的价值判断与文化评价,从而生成日常生活转型时期独特而复杂的文化现象。因此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典型文化现象,是透视日常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变迁的特殊镜像,是历史地考察日常生活主体之价值诉求、精神状况乃至其对整个社会生活变化合法性认同的现象学视角。

      改革开放开辟了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从一个层面表征日常大众心理的“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作为独特而持续的社会现象涵存着复杂的价值判断意趣。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主体生活结构、权力格局、日常生活模式、日常交往行为、日常思维方式、道德价值观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必然要折射到日常生活个体的心理结构之中并由此凸显出来。“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本质上反映了日常生活大众对日常生活变迁的焦虑、迷茫、价值诉求和精神文化回应。这同时也是研究社会生活变迁、日常大众的精神文化状况、民间价值立场、社会政治文明与民主发育程度的新空间。依此,我们就会以历史与伦理的视角瞥见当代中国权力结构转型与政治文明建构的历史逻辑与文化特质。

      通过日常生活主体之文化舆论折射出的对生活世界变迁的价值评价,具有重大的社会功能。它表征着民心之向背与权力集团执掌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历代社会权力集团特别是统治集团莫不高度重视之。考察、评价社会权力结构变迁,有多种视角和尺度。每一尺度内涵的价值取向、评价依据及其与历史进步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其中,较为主要的有历史尺度和伦理尺度。历史尺度,是把是否推进历史进步与社会总体发展作为评价社会变迁的依据。伦理尺度,是把某种道德价值理想作为评价社会变迁的依据。唯物史观语境下的历史尺度,是以社会文明程度作为评价社会事变的标准,其立足点是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累积的质量、规模、速度。用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表述,就是把社会生产力是否发展、综合国力是否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作为评价社会变迁的基本尺度。伦理尺度则是基于一定道德理念、着眼于社会公平与差别、善与恶的关系及其变化来考察社会的变迁与演进。尽管两种尺度相互关联,具有某种程度的交叠,但这终究是两种侧重点相异、性质不同的评价尺度。立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因这一历史逻辑,从根本上说,历史尺度乃是评价社会结构性变化最为重要的尺度。因而它决定着伦理尺度,更具有终极的权威性。如果说,伦理尺度是评价社会事变的文化尺度,伦理评价是评价社会现象的文化评价,那么,作为具有物质本体意义的历史尺度与历史评价就是尺度的尺度和评价的评价。也就是说,伦理尺度的运用、伦理评价的结果,其合理性、合法性都还要接受历史尺度的检验与最终裁决。就社会意识与精神现象本身的特质而言,伦理评价尺度所包含的内容较之历史尺度要复杂丰富的多。就这两种尺度评价社会的运用及其表现方式来说,也是形态各异的。有非日常生活领域国家权威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也有非官方的专家、学者、专门研究机构的评价。而另一个评价类型和样态,则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世界的民间意识形态之中的日常话语系统。它通常表现为日常生活个体的日常言语之中,而其表达的则是民众对社会生活变迁的直接心态、基本态度和评判。

      就不同评价尺度评价社会历史变化的结果及其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实际影响而言,尽管上述两种评价尺度存在着某种联系,但其得出的结论往往迥异其趣,甚至南辕北辙。就评价结论通过民众心理与实践行为对改革开放进程的客观影响来说,以何种尺度评价生活世界变迁,问题至关重要。它直接影响着改革的进程乃至命运。如果以历史尺度而观之,则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社会合法性及其总体进步性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依此尺度,即使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乃至失误,人们也会给予客观上的理解,清醒的同情,善意的批评和建设性的对策。若以进步的伦理尺度评价之,将会得出与历史尺度基本一致的结论。若用保守的伦理尺度而观之,则会对改革中的问题,给出情绪化的夸大、偏执的成见,甚至倒本为末、因噎废食。例如,如果以“不患贫只患不均”、“为富不仁”、“穷则革命富则修”、“要斗私批修”等为视角,则会发出今不如昔、世风日下、道德滑坡的感慨,则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今日的社会变革是对传统道德理想的背叛,则会迸发“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式的愤怒。应该说,就“骂娘”的复杂性而言,它呈现的亦非全是保守的道德价值观,其中还包蕴着进步的伦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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