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1)06-0001-10 历史唯物主义如何面对全球化、城市化与区域化这些重大而现实的空间化问题？这是一个突出的当代理论课题。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就具有空间化理论视野，那么这也并非是“现成可用”的，而是需要经过一番深刻而曲折的思想史的回顾与重构才是可能的，即有一段很长的理论之路要走。其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体性支配的历史批判分析是方法论基础，这种总体性统治所内在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则是核心问题之所在，而从以卢卡奇为代表的物化批判理论到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不平衡发展辩证法，再到以哈维等为代表的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积累的地理不平衡发展理论范式，集中体现了这种空间化转向的复杂形成过程。 一、引语：资本逻辑批判的理论“旅行”与“越界” 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曾以一种“地理学的想象力”[1](geographical imagination)写道：一部重要的思想文化传播与发展史就是一部理论的旅行(travelling theory)与越界(transgressive theory)的历史。所谓理论旅行就是“相似的人和批评流派、观念与理论从这个人向那个人、从一情境向另外一种情境、从此时到彼时旅行。文化与思想生活经常由此观念流通中得到养分，而且往往因此得以维系”[2]138。 赛义德曾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关于“物化与无产阶级的意识”思想的曲折流传历史为例，说明理论在不同接受语境下的迥异命运。在他看来，一种理论在旅行过程中的巨大成功必然伴随着一种简化与新的教条化危险。通过对卢卡奇物化理论和与之密切相关的阶级意识理论的旅行以及卢卡奇的理论被哥德曼和威廉斯接受与修正的具体情景的讨论，赛义德指出，首先，任何理论都无法包揽、封闭、预言它可能在其中有所用处的情境；其次，理论永远不可能是完成的，正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想象永远不会被抽象理论所能穷尽一样[2]153。更为严重的是，一种理论一旦脱离其原初的生成土壤，其批判性与原创性威力便可能被“降格”与被“减弱”，继而被一种相对温顺的学术研究所替代：哥德曼《隐蔽的上帝》这篇博士论文把卢卡奇激进的无产阶级主体意识辩证法，改造成巴黎学术界可以接受的帕斯卡尔式的中产阶级悲剧意识文学批评，便是其中一例。 如果说著名的“理论旅行”之隐喻有些悲观的话，那么，接下来的“理论的越界”之想象则是重新鼓起了理想的风帆：“理论的汽车是可以在不同的地域奔驰的！”[3]时隔12年之后在《理论旅行的再思考》一文中，赛义德又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种理论在新的政治与社会情境中可以被重新解释，因而重新获得活力。这就是他说的理论“越界”现象。比如：“当阿多诺用卢卡奇来理解勋伯格在音乐史上的地位时，或者当法侬用明显是欧洲主客体辩证法的语言戏剧化地论述殖民地的斗争时，我们不只是认为他们仅仅是紧随着卢卡奇之后，在一种姗姗来迟的次等水平上来运用他的思想，而是认为他们把卢卡奇从一个领域推行到了另一个领域或地区。这一运动表明，在不同的区域、地点和情境对某种理解进行积极的运用并‘激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不会轻易沾染上普世主义或者过于普遍的总体化倾向……在此仅仅讲借鉴与改编是不够的。”[4] 本文不是专门讨论赛义德的思想的，而是想借用他的这个著名的隐喻说明：作为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在其身后的一百多年的理论旅行中，既出现过巨大的成功影响与瞩目的思想繁荣景象，也遭遇过由过度与精密解释所导致的越来越远离原初语境与现实世界而使批判能力“退化”的困境。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重新激活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思想关系，此外，尤其重要的是实现萨义德所说“理论的越界”。在这方面，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化、区域化、全球化问题的西方地理学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历史辩证法的空间化转向，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二、资本统治逻辑批判及其不平衡发展的历史辩证法 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不是经济决定论而是历史辩证法，就在于它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生产方式理论，而且具有“现在”历史性意义上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资本逻辑批判是当代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核心课题。资本逻辑的核心问题是不平衡发展趋势与结构。不平衡发展不仅是一种历史辩证法，而且是一种空间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的最经典理论来源之一是不平衡发展辩证法。 在完成第二个伟大发现之前，马克思已经实现了他的社会历史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换，即从对一般历史的物质生产逻辑建构到对现代性社会的资本逻辑统治本质之历史批判。前者是一种同质性理论假设——即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基础、前提与最终动力机制；后者则是一种科学而具体的历史确认——即认为资本主义所开创的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形态，无非是人类历史暂时出现的一幕盲目必然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现象。这个观点最早表述于他“走向经济必然王国”之“入口处”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那里，他明确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与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的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的创造的因素占优势。……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5]24-25马克思在以后的著作中，尤其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作出辩证历史揭示的《资本论》中深入具体地描述了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特点。诸如：他强调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特别是对剩余价值的从属必要劳动时间与日常生活时间对于剩余劳动时间的从属、活劳动即具体劳动对抽象劳动物化劳动的从属、人们日常消费活动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从属甚至于人口生产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从属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