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11-0012-04 在西方当代空间观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发展主义空间观影响深远，它有力地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由于发展主义空间观割裂了空间和社会的关联性，在其指导下的生产实践也必然会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比如空间公正和正义的问题，以及生态和环境伦理问题等等。马克思主义空间观和人本主义空间观对这种单纯发展主义空间观展开了深入的批判，使西方的空间观朝着一种更加均衡化和综合化方向发展。我国目前处于城镇化高速发展时期，发展主义空间观有很重要的影响，虽然这种空间观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这种空间观所引发空间问题，迫切需要我们从哲学层面去深入地批判和反思发展主义空间观，实现空间理论和空间观的转型。 一 空间与社会关系认识的三个阶段 当代西方学界尤其是地理学界其空间观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主要是对空间和社会关系的认识不同。 1.空间作为社会的投影，其中空间被称为被动空间。这种空间观将空间布局看成是社会分工的直接反应，认为社会和空间之间是一种简单的线性投影关系。空间是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东西，空间只是社会的度量、指针和结果。20世纪20—30年代，社会学强调科学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他们看来，“社会学”就是一门解释社会发展和运行规律的科学，就如自然科学能够解释物质运行规律一样。①城市和区域研究中的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人物帕克，提出了空间布局可以用来简化社会世界复杂度的看法。帕克相信，如果人类关系总是多少能够精确地从距离的角度来测量，那么社会便在某个方面展现了可以用数学公式测量和描述的特征。这种被动的空间观在地理学和区域科学中也得到了体现，区域经济学家艾萨德以及伯顿(I.Burton)等，将数学应用于区域发展研究与规划，掀起了“数量革命”的浪潮。②这种看待空间与社会之关系的方式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它不仅视社会分类和社会差异为自然形成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它脱离了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机制而只是从表面上简单地描述了社会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因此，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遭到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派的猛烈批判。③艾萨德等人的区域科学也遭到了人文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批判。考克斯和戈莱奇(Cox and Golledge)把学习和感知的概念引入行为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哈格斯坦德(Hagerstrand)则认为区域科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类的感知能力。他提出了新的而且在多方面都是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方案，试图追寻个体在通过时间和空间过程中相互作用的轨迹。地理学、城市和区域研究等空间科学的缺陷是致命的，它只是用计量的方法描述了社会现象，而并没有解释社会现象复杂的内在秩序；人们想当然接受了社会分类，并试图为这个分类寻求一种空间上的解释。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这个社会分类其实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有着深层的政治经济逻辑与机制。空间科学试图通过空间来研究社会。但是，它却走向了极端，最后演变成在空间形式规律中寻求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60年代空间科学的失败不仅是在认识论上的必然，而且也是逻辑上的必然。 2.空间和社会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和建构的辩证关系，其中空间又称“能动的空间”。空间模式在反映、表现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在积极能动地形塑社会关系。在空间与社会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连续的双向互动的过程，即就是苏贾(Edaward W.Soja)所说的“社会-空间”辩证法。我们在创造和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我们又被我们所居住和工作其间的空间以各种方式约束或控制；一旦社区和邻里被创造、维持和改变，那么居民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模式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被其周围的环境以及周围人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模式所影响。④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学与人文地理学之间出现了很多实质性的互动与交融，这为人文地理学进一步认识空间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在这一时期，有两种社会理论对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⑤一种是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另一种是以英国社会理论家塞耶斯(Andrew Sayer)等学者为代表的批判科学的实在论。吉登斯对结构、场所和能动性的研究直接启发了人文地理学中的空间研究。他认为在个人和日常生活尺度上，日常惯例化的行为模式经常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被结构化的，结构和能动性发生互动的场所并非只是被动的地点，而是可以影响行动者(同时也被行动者所影响)的积极的环境条件。因此，时间和空间并不是自然的或外在于社会关系的，它们既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同时也生产着社会关系。英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玛赛(Dorren Massey)指出，空间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的建构，社会关系在空间上建构而成，空间分布和地理差异也影响着社会过程的运作，亦即空间造成了差异，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空间的能动作用得以展现。 3.空间作为反抗和解放的手段，即所谓的“行动的空间”。苏贾探索了第三种思考空间与社会之关系的方式，他鼓励我们用不同方式思考空间，思考构成人类生活的固有的空间性，从新的视角去质疑和批判固有的空间理念，开启和拓展一种地理学关于空间的想象力。这是二十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受到重视的一种观点。苏贾强调，自然、被动的第一空间，主观、能动的第二空间以外，还有第三种空间，是第一和第二空间互动、在人的活动中形成的一种空间。苏贾认为，旧有的思考方式已不足以解释我们面对的日新月异的世界；我们生活的空间维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牵涉到实践和政治。因此，当务之急，是让我们当前的空间性意识——我们批判的地理想象——保持创造性的开放，朝着新的方向重新界定与发展，并防止任何狭隘或限制它范围的企图。⑥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苏贾在最广泛意义上使用第三空间概念，来强调一种新的思考空间和社会空间性的方式。第三空间观的基本价值取向试图超越传统的二元对立的知识形式(如物质空间和象征空间)，对行动和政治意识的关注是其重要的特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空间观是从“空间知识”(knowledge of space)向“空间行动”(spatial action)的跃升与转化，也正是在这一空间中，空间能动作用转变成了实践中的颠覆潜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