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5-0016-08 我们在讨论卢卡奇晚年哲学时，不应当把我们的分析仅限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卢卡奇晚期哲学同他20世纪30年代的理论尝试之间的连续性是如此至关重要，以至于我们如果不从蕴涵于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或战时的著作之中的哲学前提的立场观点出发，甚至无法理解他最后两部著作，即他试图部分地甚至全部地同自己早期立场断裂的两部著作《审美特性》和《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卢卡奇理论创作中一个决定性的断裂是他对《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否定，这部著作时至今日一直被人们视作卢卡奇理论活动的范式性表达。与后来其他几次自我批评相比，卢卡奇对《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否定是诚恳的。他的公开认错(recantation)是基于两个动机。其中的一个动机是众所周知的和被广为承认的；而另外一个动机则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第一个动机是由于当时的共产党，进而苏联和第三国际的限制而造成的生存选择。我称之为“生存的”选择，是因为这种选择高于和超越了任何可能的批评，任何事实或争论都不能质疑这种选择。假如卢卡奇继续坚持《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观点，他就会把这种选择变成相对的，而实际上，这种选择正由于关乎生存，所以在原则上必须是绝对的。一方面是焦虑和挫折感，另一方面是批判精神，促使他只能处于这一生存选择的框架之内。但是，正是这种挫折感和焦虑，以及这种批判精神，为他提供了公开认错的第二个动机。卢卡奇经常向我们，即他的学生们，谈及《巴黎手稿》的阅读对他的自我批评具有多么决定性的意义：人的类概念，以及“类本质”(Gattungswesen)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核心作用的发现，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思想震撼。“阶级”不能代替“类”——他当时开始这样理解马克思的立场——但是，正是这样一种替代，构成了《历史和阶级意识》的特征。显然，对一本书的接受主要取决于其发表时我们的需要以及我们对这部著作的态度。卢卡奇面对马克思关于人的类的概念时所感受到的震撼是他自己的焦虑和挫折感的一种反应，是他自己的批判精神的内在不安。这样我们就必然面对一个悖论：卢卡奇对《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否定，既是一种绝对的生存选择促使的，也是由这同一个绝对所引起的焦虑促使的。对此我们也完全不必吃惊。克尔凯郭尔曾意识到，绝望和信念共同表现出我们与绝对的关系，而且这种悖论本身不过是这种关系而已。只有根据这样的悖论，我们才能理解卢卡奇30年代以来的生存和哲学。卢卡奇相信自己的上帝，然而他也看到了“上帝创造的世界”的全部肮脏和恐怖，并且把这个现存的世界同一个与上帝相称的理想世界加以对比。这就是为什么说所有那些把他视作斯大林主义代表的人(如艾萨克·杜舍[Isaac Deutscher]就是这许多人其中的一个)是正确的，同时那些把他视作斯大林在哲学上最大的敌人的人也是正确的。因为，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在他对于这个绝对的信仰开始动摇时，他依然具有这两方面的特征。 一旦卢卡奇公开认错，他面前就展现出两条航向：或是调整他自己的哲学以建立一种新的哲学体系，或是完全放弃哲学。如果他选择第一条道路，按照他的生存选择，他就被迫不仅要去选择而且要去实践所谓的“辩唯”(diamat)的一般形而上学。不只是他对哲学的高品位的理解，而且还有我刚刚描述的悖论，使得他拒绝了第二条道路。这样，卢卡奇就面临着一个选择：他要么放弃所有伟大的哲学，要么可以带着伪装从事哲学研究。他选择了后者，因为在文学批评的面具之下，在哲学史的面具之下，隐藏着关于他对人的类和人的类得以表达的个性的承诺之表白。 在自己的生命的这一阶段，卢卡奇唯一真正的伟大著作是《青年黑格尔》，这是一部哲学家的传记，同时也是他的一本自传，因为他是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来解读黑格尔的思想发展的。正如《历史和阶级意识》是卢卡奇青年时代理论努力至高无上的表现一样，黑格尔的杰作《精神现象学》是他青年时代理论努力的至高无上的表现。伟大的思想在与现实妥协之前走向成熟。这就是卢卡奇关于黑格尔的叙事结束的地方，也是他自己的叙事终止的地方。他不想，也不能走向妥协。因为，对于绝对的信仰是不能妥协的：这恰恰就是那个悖论。 然而，第三国际的人民阵线政策很容易使卢卡奇成为这一悖论的活的典型。他的焦虑、他的挫折感、他的批判精神——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被允许的范围内”得以实施和得到认可，并且得到已经获得政治和道德方面开释的同情。他经历过非理性和疯狂，但是，他把它等同于纳粹德国——即是说，他认为它根植于他者(the Other)之中；关于这个他者，可以提出“这怎么会发生呢”这样的问题。托马斯·曼(Thomas)称这些时代为“道德上的善”。在反抗纳粹主义的集体斗争中，所有非纳粹主义的东西都被粉饰了；所有冲突都中止了，所有问号都被排除了。生存还是死亡？这就是欧洲文化面临的问题。卢卡奇认为，他把“他的”绝对设想为奥穆德(Ormuzd)反对阿利曼(Ahriman)的斗争②这一点可以证明是正确的。 这一时期卢卡奇理论成就中最有争议的是《理性的毁灭》，这个两卷本的小册子同时也是一部魔鬼学(demonology)著作。卢卡奇追问责任的问题：是什么促使人们接受了纳粹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使德国知识分子的抵抗能力变得瘫痪？卢卡奇在他称之为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的传统德国哲学倾向中找到了责任人。 并非只有卢卡奇一个人试图把20世纪的所有恐怖事件归咎于各种哲学。波普(Karl Popper)在自己的《开放的社会》③中，或者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Adorno)在他们的《启蒙辩证法》中，都采取了同一种根据后来的经验(a posteriori)解释推论的思路。在波普看来，不仅黑格尔和马克思，而且柏拉图本人，都应当为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负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同于卢卡奇)在特定的理性主义解释中看到了邪恶的根源。所有这些著作都具有某种魔鬼学的特征，因为它们都把哲学划分为好的哲学和坏的哲学。只要看一下波普著作的名称就足够了：“开放的社会”体现了善，而对立面的倾向则被指定为“敌人”，以便标明这些魔鬼研究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