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黑暗时代的一盏明灯”①，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在阿伦特政治哲学思想的渊源中，有个“巍然耸立的马克思形象”②。可以说，马克思对阿伦特的影响最大，因为：第一，马克思不能忍受沉思内省，他迫切希望运用资本主义所创造出的强大生产力来“改变世界”，从而明确地跟西方主流传统相决裂；第二，马克思是最明确地认识到传统之价值的人，同样，与其说阿伦特对西方思想准则持反对态度，不如说她更关心传统在社会生活中的歪曲表现；第三，唯有马克思使政治成为谋求更完美人生的手段，对他来说，行动的世界胜于思想的世界。③在此基础上，阿伦特本人十分重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西方政治传统的理论，“马克思哲学不仅颠覆了黑格尔，而且颠覆了思想与行动、沉思与劳作、哲学与政治的传统等级秩序”④。阿伦特的《人的境况》一书被视为她与马克思的直接“对话”，而后她又有专门论述《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讲稿问世。但阿伦特本人又对马克思存在诸多误解。这种误解主要集中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和“支配他者的人不能获得自由”三个方面。⑤这实际体现了马克思和阿伦特在“劳动”、“革命”和“自由”三大问题上的根本差异。在此，本文仅就这三个问题来具体阐述马克思与阿伦特政治哲学的联系与差别。 一、劳动：“自由的”还是“必然的” 马克思与阿伦特都很关注劳动问题。劳动这种人类特有的活动，正是在传统中最受轻视的人类活动。而在马克思这里，不是上帝而是劳动创造了人，人之所以胜过动物，正是因为他通过劳动创造了自身。在马克思看来，人不是理性的动物，而是劳动的动物，将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不是理性而是劳动，劳动是人的自由本质的自我确证：“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劳动的动物，有意识的劳动正是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的直接体现，而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在马克思之前的国民经济学家虽然也看到了“劳动创造财富”的意义，但他们所理解的“劳动”，还只是抽象的被异化了的劳动，所以马克思批评“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⑦。在此意义上，哈贝马斯强调：马克思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是以“生产”概念取代了“反思”概念，以“劳动”概念取代了“自我意识”⑧；金里卡也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在政治进步中居于中心地位”⑨；而恩格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⑩。因此阿伦特承认马克思真正反传统的一个侧面主要是对“劳动的赞美”，“马克思是19世纪唯一的使用哲学用语真挚地叙说了19世纪的重要事件——劳动的解放的思想家”(11)。但马克思在赞美劳动的同时，也最为充分和自觉地认识到和揭示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还存在着“异化”：“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2)所以马克思为了“拯救劳动”，将劳动进行了二分：必要劳动和自由劳动，主张通过从必要劳动走向自由劳动的“劳动解放”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解放。 尽管如此，阿伦特还是无视马克思对劳动所做的区分，一直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只是“为维持生命所必需的”一种“人类营生活动”，是一种受必然性强制的活动，属于私人领域。而在阿伦特看来，劳动是前人类行为，与其他种类动物的行为有共同之处，劳动只是政治的“前政治”的条件，只能停留在政治的外面。(13)在劳动行为中，不存在任何显示个体性和差别的可能性。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观存在着内在矛盾：马克思从1844年《手稿》到《资本论》都坚持劳动创造人，这是完全混淆了劳动和生产。马克思以为人类的解放取决于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的进化，这是模糊了人造的自由领域(政治领域)和自然决定的必然领域(经济领域)之间极为重要的界线，这就有可能导致以后者来代替前者。在阿伦特看来，虽然马克思从未想要与自由为敌，但他却抵挡不住必然性的诱惑，因为他犯了一个关键性的错误：模糊了工作与劳动的界限。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一书中，对“积极生活”(vita activa)所包含的各种活动进行了三分：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劳动与单纯的生存本能相联系，这使它成为一种无休止的重复性活动，但它确保了个体生存和类生命的延续；工作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生命自然环境的人造物的外部世界，为有死者的生活赋予了一种持久长存的尺度；与之相比，行动并不带来外在的结果，它致力于政治体的创建和维护，为历史创造条件，是最出色的政治活动。(14)在阿伦特看来，劳动、工作和行动三者都根植于诞生性，但行动与人的诞生性境况最为紧密，行动就是“开始的能力”，去行动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就是去创新、去开始，因而人在根本上就是一个“开始者”。行动显示行动者本人，而劳动和工作都不显示活动者本人，都需要从更高一级的活动中获得拯救，所以只有行动才是其中最高的活动，体现了人的自由本性。人作为“劳动动物”需要“工作”把他从无休止的生命循环中拯救出来；在工作中，人是作为“技艺人”的制造者，制造出工具，工具的制造不仅减轻了劳动的痛苦，而且使劳动者获得了一个相对持久稳固的世界，但工作遵循的是手段—目的模式，在一个由手段—目的模式所决定的世界中，所有的价值都会自行贬值，而且在工作的过程中，难免还要带进暴力；行动之所以不同于工作，就在于其脱离了手段—目的这一模式，因此，作为目的本身的行动就具有创造性和开端启新之功能。并且在阿伦特看来，相对这种沉默无言的劳动和工作而言，行动往往伴随着言说，或者说，言说即行动。(15)只有言说和行动这一以自身为目的的自我显示的活动，才能把制造者从无意义性中拯救出来，人才能获得自由。尽管劳动、工作和行动同属“积极生活”，都是人生在世必不可少的基本活动，但行动还是与其他两种活动不一样，劳动和工作是属于前政治的，而行动则特别地与政治生活相关，是最出色的政治活动。在此意义上，阿伦特认可“人是政治的动物”。但在阿伦特这里，投身于行动的只是自由人，广大奴隶和工匠被排除在外，这就使得她的“行动创建和维护自由”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