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

作 者:

作者简介:
郭汉民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职称:教授 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6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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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从思想启蒙、政治改革、文化革新三个方面就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作出新的评价:作为启蒙思想家,他影响及于几代人;作为杰出学者,他做了广泛的开拓性工作;作为长期致力于改革事业的政治活动家,他一生追求立宪政治,从戊戌维新、立宪运动到反帝制复辟,为谋求中国政治近代化作了艰苦努力。

      关键词 梁启超 启蒙 宪政 文化革新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坚持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并长期致力于改革事业的重要政治活动家,又是一个领袖群伦的启蒙思想家和杰出学者。在中国逐步走向近代化的里程中,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抛开了梁启超及其所从事的事业,一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将会变得不可思议。然而,由于梁氏坚持改良的政治立场和言论的复杂多变,人们对他的历史贡献往往估计不足。本文拟从思想启蒙、政治改革、文化革新三个方面评述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思想启蒙

      追求西学,传播西学,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并以新知识、新观念、新理论、新思想进行卓有成效的启蒙工作,影响及于几代人。这是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的巨大贡献。

      梁启超自幼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十二岁成秀才,十七岁中举人,最初走的也是科举入仕之途。然而,梁启超毕竟生长在一个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的时代。当他十八岁进京会试下第道经上海时,读到了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和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书,懂得世界上除了训诂词章,还存在着五大洲、四大洋,还有一个无限丰富的知识宝库,于是燃起了追求新知识的强烈欲望,甚至不惜以举人之身反拜追求西学、布衣上书的秀才康有为为师。在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他治今文经学、并初步接触了有关西方世界的知识。后到京沪等地,结识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维新志士陈炽、夏曾佑、谭嗣同、汪康年、黄遵宪、马建忠、马相伯、容闳等人,互相间时常切磋学问,研讨西学。那时梁、谭、夏一班青年士子狂热地追求西学、追求新知,凡是有关西方的知识和书籍,什么都读。到1896年梁启超出版《西学书目表》一书时,介绍自洋务运动以来翻译出版的西书即有三百多种。他除了在《时务报》上大力宣传西学外,还联合同志集股创办大同译书局,编辑《西政丛书》凡32种,成为当时中西学问都居全国第一流的青年知识分子。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当时译出的所谓西书偏重于兵政工艺,而政治经济理论几无一书。正如梁启超后来所说的那样,他们这批足不出国门、目不识洋文的所谓“西学家”,当时只知道西方好,要向西方学习,但究竟要学什么,却不甚了了。想多读西书,又患无书可读,只能拿传教士的译书当宝贝,以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之义论时事。

      亡命日本之后,梁启超找到了一个昔日在国内不可能找到的西学宝库。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广求知识于环宇,翻译西书不下数千种,尤详于政治经济等智民强国的“本原之学”,使他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于是,他借助于日文,广泛涉猎,“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光,枯腹得酒”。[①]由于西学大进,梁启超“脑质为之改易”[②],放弃今文经学,笃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开始以资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以为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杂志,继续以往开启民智的崇高事业,比戊戌前更广泛更深入地从事思想启蒙工作。

      《清议报》发刊时梁启超即将“增长支那人的学识”作为宗旨之一,务衍东西诸硕学之学说以输入于中国,“衍哲理”成了该报的重要特色。《新民丛报》更以采合中西道德、广罗政学理论作为“维新吾民”、进而“维新吾国”的手段,从创刊之日起即十分注重传播西学。1902年《丛报》刊行24号,在全部篇目中属于评介西学的占53%。其中属梁启超个人撰述的有《新学说》、《新民议》、《近世文明初租二大家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政治学学理摭言》、《格致学沿革考略》、《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新罗马传奇》、《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斯巴达小志》等20多篇。就知识范围论,政治、经济、哲学、法律、历史、地理、教育、文化以及自然科学,无所不包;就起迄时间说,上下几千年;从涉及人物看,不下百十人。这些广泛评介西学的著作全部出自梁氏一人之手,又大都发表于一年之中,实属罕见。

      在大力传播西学的同时,梁启超还运用他那常带感情之笔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阴谋,抨击君主专制政术及其所造成的国民奴隶根性,批判封建纲常,彭吹自由、民权、自治、自尊、独立、合群、进取、冒险等等。那时正是梁启超思想最活跃、言论最发皇的时期,“每日属文以五千言为率”。[③]他的文章生动活泼,雅俗共赏,对于读者确实别具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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