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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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6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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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中国近代海关史从80年代以来在研究机构、组织、刊物、队伍建设、档案资料开发等方面有很大进展。在中国近代海关的功能与影响、海关人物、海关专门史、地方海关和海关职工斗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令人注目,但在深度广度、理论建设、研究人员素质等方面却急待加强。

      关键词 近代中国 海关史 海关专门史

      一、研究发展概况

      中国近代海关史的研究始于民国初年。此系当时国人力争关税自主这一社会思潮的产物,其内容偏重于关税问题。然持续时间甚短,自本世纪30年代后便渐趋沉寂。[①]新中国成立初期,由陈翰笙、范文澜等一批著名学者组成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组织编译了一套题为《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的海关档案资料丛书,共计10辑。但学界的相关研究并未跟进。直到1980年,中国近代海关史的研究才重新起步。该年,陈诗启教授厚积薄发,一连发表了《中国半殖民地海关的创设和巩固过程》,《中国半殖民地海关的扩展时期》,《论中国近代海关行政的几个特点》等一批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引起史学界反响。此后,陆续有一批海关史论文发表。[②]

      1985年8月,中国海关学会成立。同年11月,在陈诗启教授倡导下,海关学会与厦门大学合作,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这进一步推动了海关史研究的发展,其发展概况可由以下几方面观之:

      第一,创办刊物,出版丛书。1986年,海关学会创办了《海关研究》这一学术刊物,开辟了海关史研究专栏,定期发表同人的研究成果。此外,海关学会还出版《中国海关历史丛书》,至今已推出3辑。[③]与此同时,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也出版一套《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译著》丛书,至今已出版2辑。[④]

      第二,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自1988年起,在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的促成下,已先后在香港、厦门等地举办了3届中国海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海关与中国近代化、海关制度演化、海关档案资料的利用、海关人物研究、海关与地区政治经济等问题作了广泛的学术交流。[⑤]

      第三,各地海关志的编写。海关学会成立后,大力推动全国各地海关编写地方海关志,至1993年底,全国有编志任务的47个海关大多已完成关志初稿。至今已陆续出版了汕头、福州、厦门、九龙、拱北、青岛、芜湖、天津、南京等海关志。

      第四,发表了一批学术论著。据不完全统计,从1980至1995年,共出版了10部专著,发表了267篇文章。其每年变化情况如下:

      

      就这批论著涉及的内容而言,在10部专著中,人物类3部,且均为赫德研究,通史类2部,专门史类2部,地方史类1部,论文集2部。267篇论文中,地方史类61篇,专门史类68篇(其中,关税制度类39篇,财政类10篇,缉私类6篇,邮政类4篇,海务类3篇,外交类4篇),通史类33篇,职工革命斗争类22篇,海关人物类22篇,资料类25篇,评论类18篇,理论类9篇,海关行政制度类9篇,考证类2篇。

      第五,大力开展海关档案资料整理工作。已出版的有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陈霞飞主编的8卷本《中国海关密档》的前5卷,由汤象龙老先生根据清代军机处档案编制的《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以及根据海关十年报告和贸易报告编译而成的《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等一批极富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

      此外,自1991年开始,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与厦门海关合作。着手整理开发厦门旧海关档案。已编译了数十万字的厦门关税务司与海关总税务司来往半官函,密函。拟于年内正式出版。

      上述可见,10余年来,中国近代海关史的研究,确有较迅速的发展。

      二、主要研究成果述评

      要对80年代以来的近300篇(部)论著一一详加评介,显非本文篇幅所允。故以下我们拟从5方面对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作一评述。

      (一)中国近代海关的作用与影响。这是海关史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最具争议性的问题。部分学者对此基本上持全盘否定态度,即仅将中国近代海关视为近代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而部分学者则认为海关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对中国的进步起了积极作用。[⑥]针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陈诗启教授认为,近代海关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全球建立大英帝国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是作为资本主义因素出现在中国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带进了资本主义的新事物;另一方面,也是主导方面,它是作为维护,发展列强经济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据此,陈教授既反对把整个海关工作笼统地看作消极的,也反对过高评估海关引进资本主义新事物的积极作用。因为这些新事物“其终极只是加强了海关的力量,扩大了海关的权力,从而支持了外籍税务司制度的长期存在,维护以英国为首的列强的利益”[⑦]。这是中肯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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