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是以经济结构的变动为启动点的，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整个社会转型的性质、趋向及归宿。转型期的经济结构是由新旧、中外诸种因素和二元混合机制构建而成的。这种构成机制赋予中国近代经济结构明显的中介性质，而这种中介性恰恰形成了中国近代社会过渡性的特色。近代中国经济二元混合结构于本世纪初成型，它标志着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矛盾运动的完全无序化。这种社会结构矛盾运动的无序化和发展变革的多元取向，给近代中国人民的选择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困惑和迷惘。 近代中国社会是被外力强行从中世纪的宗法农业社会卷入世界一体化的滚滚洪流中的。因此，中世纪宗法农业社会的低起点和外来力量的强制性，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具有极大的影响。本文试图以经济结构为透视点，说明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及转型中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转型，笔者另有专文论述。 一 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起点，中间经过几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和国内的农民战争，以及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至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持续过渡型的定型，即达到了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的完全无序化。 在社会结构的持续过渡以及完全无序化的发展过程中，各个子系统的量变处在积累状态，它们还未能接近质变以完成向新的社会结构的飞跃。因而社会结构的基本属性具有难以确定的中介性，即我们常说的“不中不西”、“不新不旧”、“非官非民”等特点。社会结构中的各个子系统由于同处这一无序化的运作过程中，因此它们也同具这一中介性的特征。下面我们试对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进行具体的分析。 关于社会结构，依据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式理论，[①]可分为五大部分，即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我们习惯上把它们称之为经济基础，另外三部分我们称之为上层建筑。这里我们只将前两项合并为一，其他则分别按关系罗列说明。根据五项式理论来考察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可以看到如下变化： 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中央皇权的高度集中与小农经济的散沙状分布是通过封建专制制度的刚性强制和宗法关系的柔性粘合而统一起来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残暴统治正好被贯彻在儒家礼教思想中的体现血缘亲情关系的宗法伦理精神所遮蔽。因此，即便是专制统治由“苛政”导致政权危机，以至于出现农民战争甚至改朝换代，但只要代表宗法精神的儒家纲常伦理存在，像马铃薯一样分散又封闭的小农便会很快地适应新的封建王朝的统治。所以，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分散的小农经济与高度集中的大一统专制王权，加上植根于血缘关系的宗法伦理观念，形成了刚柔相济、随时调适的修补机制。这一特殊修补机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然而，外来势力强行介入中国社会之后，中国社会结构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经济基础看，由过去单一的小农经济转变为外来殖民主义经济、中国新生资本主义经济和原有的宗法农业经济三种成份的复合体；从政治制度看，由过去的权力等级制与权力中心制相结合的中央集权皇权专制官僚制度转变为外来政治势力、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势力和旧封建官僚政治势力三种政治力量的相互制约与共存；从社会心理来看，除了原来的双重民族性格外，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又产生了双重的民族心理和新生资产阶级的特殊心理；从思想体系看，除了过去传统的儒家思想外，又有外来的殖民主义奴化思想和新生资产阶级的思想及其他社会思潮。 将新旧结构加以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外来侵略势力介入中国社会后，中国社会结构的各个子系统分别成为双重二元结构，即新因素与旧内容并列的结构；而新因素中又包括外来的和中国内部新生的两个部分。[②]另外，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有四个方面的变化最为显著。 其一，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基本经济结构农工结合体，即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构成方式，在外国资本主义介入后开始解体。尽管不是总体上、大面积的解体，而是只限于东南沿海开埠通商的若干地区，但其趋势尤其是它所造成的后果则意味着自然经济一统天下的结束。中国被强行卷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之中，这使中国社会结构的运作、变化和发展，都无法摆脱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刺激和影响下产生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从中国整个经济成份的分布看虽然处于“汪洋大海中的若干小岛”的地位，但作为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异质成份，它是前者的对立物和替代者。 其二，传统社会结构中的皇权强制力大大削弱了。外来侵略势力对中国的政治干预，使皇权几乎居于傀儡地位；地方汉族地主势力的崛起，又使中央皇权潜隐下太阿倒持的危机；资产阶级力量的成长壮大，更预示着皇权临界寿终正寝的末路。 其三，由于宗法观念在资本主义力量的冲击之下逐步淡化，以致使作为社会意识初级形态的社会心理呈现出分裂型的双重构成状态，即既有传统心理的特色，又有面对掌握先进文化的强大敌人时进退维谷的矛盾心态。对西方文化的选择与取舍，困扰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导致他们从一种心态困境步入另一种心态困境，即便是新生的资产阶级也避免不了这种心态上的双重困惑。 其四，皇权式微本是以宗法观念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思想走向衰落的根源，皇权的寿终正寝更使传统儒家思想失却了它过去的中心地位。新生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各种社会思潮的产生与发展，使思想体系呈现出多元化状态。外来的奴化思想在多元化的思想体系中惟恐落后，不失时机、不择手段地扩大其影响，发展其地盘。尽管传统的宗法观念衰而不亡，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具有一定的支配力量，但是作为曾经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充当重要的调适、修补角色的宗法观念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特殊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