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些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有些论者把今天中国的现代化等同于历史上畸形的“近代化”，并进而以现实去阐释、比附历史，从而肯定了不该肯定的外来侵略者的“功劳”；有些论者的“创新”不是为了求真，而是靠孤立的、片面的事实去论人评史，从而违背了历史真实，有意无意地抬高了袁世凯一类历史人物；有些论者在研究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时，不从历史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以主观臆想去另行设计一套历史进程的方案，制造一种革命不如改良的“理论”，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混淆了视听，亵渎了历史。这类不良倾向，已引起一切严肃史学工作者的关注，相信通过辨析，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很有成绩，成果甚多，其中不乏优秀论著，颇有创见。但是，无庸讳言，也存在着值得注意的问题，甚或是不良的倾向。 现实不能等同于历史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实和历史不能割断。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言的常识问题。似乎是很明白的问题，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我们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提出了“新”的观点。例如，认为“没有西方的殖民征服”，中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鸦片战争打晚了，如果西方列强提前300年打开中国大门，中国早就现代化了。甚至鼓吹亡国还可以得到西方的恩惠，“中国要富强康乐，先得被殖民一百五十年不为功”。这些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帝国主义从侵略有罪，一下子变成“侵略有理”、“侵略有功”。 出现这种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搞的现代化、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a]如果没有这种观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历史研究就难以存在和发展。因此，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了数十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有根本的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这里的问题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是帮助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还是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化、殖民地化？也就是说，西方列强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外国资产阶级为了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为了扩大和维护侵略权益，以及为了满足生活上的需要，也兴办了一些近代工业和设施。但是，不能由此而去赞颂殖民征服，证明侵略有理有功，抹煞他们的行为本质都是为了侵略和掠夺的需要。马克思在论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曾经说过英国在印度造成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有人即以此来作为赞颂殖民主义的依据。事实上，这违背了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是给予严厉谴责的。他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①b]。马克思还明白无误地指出：“他们（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很难说还有别的什么内容”[②b]，“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③b]马克思虽然肯定英国为了掠夺的需要，在印度修筑铁路，举办工业，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但是，他紧接着明确指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④b]；“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⑤b]这就是说，英国虽然在印度播下“新的社会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带给印度人以灾难和枷锁。英国资产阶级只能是在印度实行殖民化，不可能帮助印度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印度的复兴只有靠印度自己，只有在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之后，只有在生产力归人民所有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国家的强盛。马克思对英国统治印度论断的基本精神，同样适用于中国。 近代中国虽未像印度那样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但同样遭受到帝国主义侵略，是大大小小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掠夺，造成了中国贫穷与落后。在近代，中国虽然产生了资本主义，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它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正常的、充分的发展。据统计，近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1920年为4.9%，1936年为10.8%，1949年为17%[①c]。这个数字表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很微弱的，在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9年里，才积累了17%的近代工业经济，而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占了83%。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而近代工业只不过是这个大海中的几座孤岛。“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②c]。帝国主义还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起来，支持反对派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维护，中国封建的土地关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及上层建筑得以继续存在下来。帝国主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又使中国滞留在半封建状态。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实现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所以，考察历史上的近代化问题，不能脱离近代中国的实际，必须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密切联系起来，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密切联系起来。不改变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不结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掠夺，近代化就化不起来，充其量只能是畸形的半殖民地的“近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