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峰，也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第一块最醒目的界碑。本文谨从以下方面论述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 一、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当然要求，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 近代中国，究竟采用什么方式步入现代化的大门，曾有过多次争论。最早的一次是戊戌变法以后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争论。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之间也展开过激烈的论战。这些论战的实质，不是中国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步入现代化的问题。在这些论战中，前者最终都占了上风。这从社会意识上反映出革命已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手段，成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主要推进器。 革命包含着武装斗争与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两层意思。从根本上说，决定社会进步的最终因素是生产力。但是，一个社会能否爆发革命，不取决于革命者自身，而是取决于旧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当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又不思变革时，革命必然要爆发。 在像中国这样饱受外侵内压、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暴力革命几乎是革命的阶级实现现代化道路中别无选择的政治手段。中国旧的生产关系极为顽固，严重束缚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统治阶级要维护其统治，只有靠上层建筑的力量加固生产关系的防线。革命的阶级要摆脱被统治的境遇，把中国导向现代化，也只有靠武装斗争的手段去摧毁旧的上层建筑，变革旧的生产关系。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因此，辛亥革命用暴力手段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的独立，是中国现代化的当然要求。 暴力革命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当然要求，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在政治上，首先必须建立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基础之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是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从其运动形态上说，属于后发型，即在殖民主义冲击和现代国际环境影响下发生的社会变型。用暴力的方式，争取独立，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中国这样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逻辑性结论。 二、民主共和是20世纪初中国统治现代化的最佳选择 20世纪初，中国政治发展处于十字路口，政治制度面临着多重选择。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有三种方案，即封建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围绕这三种方案，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斗争异常激烈。 1.君主制的存在失去了合理性与现实性 20世纪初，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从中国政治的发展趋向上，封建君主制的继续存在都失去了合理性和现实性。因为，民主、宪政的大潮早已席卷全世界，君主制被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所否定。世界上率先富强起来的国家，不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就是实行民主共和制。尚未富强起来的国家也已经看到君主制必须改变，因为它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上的主要羁绊。就近代中国而言，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相勾结，镇压中国国内任何的革新运动，越来越成为阻碍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反动制度，越来越为中国人民所不信任。 2.君主立宪道路行不通 君主立宪是以上层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官僚为代表的立宪派的政治现代化的理想模式，也是清政府在其存在的最后10年所实行的改革的政治目标。中国能否实现君主立宪制，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清政府具有立宪的诚意，一是立宪派具有促进清政府立宪的实力。 先看清政府。晚清政府迫于外逼内压的情势，实行“新政”。客观地说，“新政”对传统体制确实作了一些切痈割瘤的手术。但总体看，清末“新政”很难说是真改革。（一）“新政”不是为了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而是为了对抗资产阶级革命。（二）“新政”不是主动的改革，而是被动的调适。清政府不是现代的政府，更缺乏主动现代化的精神，但它要“抚绥国内反对者和抵挡外国的侵略，巩固帝国和王朝，舍立宪别无他途。”[①a]（三）清政府对立宪缺乏诚意，“新政”说到底是一个骗局，立宪计划如“一张悠长的不兑现的支票”[②a]。尽管清政府的“新政”是被动的，但只要富有诚意，痛下决心，真正改革，还是能缓和矛盾，逐渐摆脱危机的。但是，如果仅作些表面文章，不仅不能缓和矛盾，反而使矛盾激化，自食其果。清政府在灭亡前，在罪己诏中承认数年来政改方案“皆有名无实”，“敷衍人民”。“此次变乱起源，其肇因虽有万端，归纳言之，政治之无条理及立宪之假筹备所产生之结果。”[③a] 正是这场反动性、被动性、欺骗性的“新政”运动，把清政府推到了社会所有阶层的对立面，加速了清政府灭亡的进程，可谓“天不灭清清自灭”。（一）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新政”所提供的有限的合法条件，增长经济实力，壮大政治队伍，同时无情揭露“新政”的欺骗性，使清政府的反动性彻底曝光。（二）清政府为推行“新政”而不得不向下层人民加重摊派，更使民变纷起，人民最终成了20世纪初中国政治选择的决定性力量。（三）“新政”中抬出的“皇族内阁”使立宪派君宪幻梦终于泡灭，而清政府“铁路国有”的骗局则使立宪派与政府之间完全决裂。（四）君主立宪的专制实质加剧了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冲突，地方主义日益尾大不掉，朝廷权威再难树立。（五）“皇族内阁”同时扩大了满汉两族统治者之间的夺权斗争，清政府的权力体系彻底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