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往研究清末立宪，都甚少或根本不注意熊希龄。实际上，熊是立宪运动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首先，他随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通过请杨度、梁启超捉刀为之撰写宪政文章，消除了清朝大臣与流寓海外的立宪派人士之间的隔膜，彼此产生一种秘而不宣的关系；其次，他暗中参与梁启超、杨度筹人在国内开展的立宪活动，是其组党（即政闻社）决策和筹款的核心人物；再次，他在清廷开展筹备立宪的讨论中，就如何化除满汉畛域和制订符合本国国情的宪法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见解。 关键词 熊希龄 清廷 立宪 宪政 熊希龄是清末立宪派的重要人物，但以往学界限于资料，对他研究重视不够。迄今还没有一篇关于他与立宪的专文出现。为了有助于此一方面研究的深入，本文据所掌握的可靠资料，对熊在立宪运动中的思想与活动试作评述。 （一） 熊希龄参与清末立宪从1905年冬随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开始。五大臣出洋分为两路：载泽、徐世昌、绍英（后因吴樾炸弹事故，徐、绍二人受伤，改由尚其亨、李盛铎代）为一路，赴英、法、比、日等国；戴鸿慈、端方为一路，赴美、俄、德、意、奥诸国。熊希龄是戴、端一路的随员，任二等参赞官。该路于1905年12月19日从上海放洋。 随戴、端出洋的随员共有33位，熊希龄特别受到器重。因为戴、端交给了他两项相当重要的任务：其一，朝廷要求出洋考察归来须“择各国政治之与中国政体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①]，以备朝廷立宪时参考，这部书要他负责编辑；其二，出洋大臣既然游历了各个国家，自然也要写出一些条陈和奏折，这些条陈、奏折的起草，也要他来负责主持。 为完成上述两项任务，熊希龄采取了这样的措施：编书，主要找一些懂得外国语言文字的人去分头搜集各国的宪政资料，然后在上海组织编译局编译成书。聘南昌盐道沈学使主其事。条陈和奏折，则请他的老朋友梁启超与杨度帮忙捉刀[②]。 从1905年12月下旬至次年7月中旬，戴、端一行先后游历了日、美、英、法、德、俄、意及欧洲其他诸国。但熊希龄只仅仅随同到了德国，戴、端便命他提前返国，“先旋上海经理编辑事宜”[③]。1906年4月13日，熊由意大利海岸登舟，5月17日到达上海。到上海时，译局因为资料来源不够，译件尚不能交出，故无法编辑。5月25日，戴、端从俄京发来急电，谓出洋一行将在7月20日左右到沪，嘱熊务必将一切办妥。然而此间“翻译难恃，几交白卷”[④]，并且梁启超与杨度的文章也还没有送到，距戴、端回来的日期不足两月，熊希龄着急起来！他觉得有必要再往日本一行，一方面找杨度要稿子；另一方面在日本购买一些欧美国家书籍，找留学生帮忙翻译以作补救[⑤]。临行前，他作了如下三项布置：其一，电南昌盐道沈学使于端午节后立即到沪，以便编辑[⑥]；其二，邀请有关人员组成编辑组，俟译局稿件到来，即着手整理编辑，并邀长沙乐心田实业学堂的曹子彀到沪，代替自己主持编辑事宜[⑦]；其三，以戴、端两钦使的名义致电即将离湘按察使任赴奉天提学使任的张鹤龄，请负责为戴、端两钦使的考察政治各条陈“总其成”[⑧]。实际上是为戴、端的考察报告与“枪手”的宪政文章找一位“审稿人”或润色者。一切安排妥当，熊希龄于5月27日复电戴、端，表示“力求仰副钧命”[⑨]。随即东渡日本。 1906年7月21日，戴鸿慈、端方一行先行抵沪。熊希龄迟了四天，于25日才自奉天赶至上海。“枪手”的文章及在日本的译件均已带来了，于是再经过七天的加工整理，“枪手”的文章便成为立宪的各类奏折；译书则定名为《欧美政治要义》。一切办理就绪，戴、端一行遂于8月2日离沪，11日抵京。9月1日，清廷下达了预备立宪诏书。熊希龄以此行出洋有功，由戴、端奏保，在广西赈捐案内报捐双月道员，记名四川。随即又由学部奏派，充二筹谘议官。 （二） 熊希龄随使出洋，既帮了清朝大臣的忙，也帮了梁启超等一批流寓海外的立宪派人士。通过“枪手”文章之事，两者之间的隔膜得以消除，并且彼此间产生了一种秘而不宣的关系。戴鸿慈任法部尚书时，曾就法部与大理院之间的关系向梁启超请教；而梁启超则通过熊希龄作为桥梁，依靠清朝大臣们的暗中支持和帮助，开展了立宪活动。 1906年11月25日，熊希龄去日本调查浚河工程及商务。他借便到神户同梁启超、杨度三人熟商了三昼夜，讨论组建立宪党等问题。事后，梁启超有一长函向康有为报告，其要点为[⑩]： 1.康有为已宣布保皇会改称国民立宪会，熊希龄认为宜改称帝国立宪会，而在国内则称“宪政会”，梁、杨表示赞同。 2.宪政会由梁启超、杨度、蒋智由、吴仲遥、徐佛苏、徐君勉、麦孟华、狄楚卿、汤觉顿等人署名发起，暂不设会长，虚席以待康有为，先在东京成立，然后本部迁设上海，举干事长主持，拟推杨度担任。熊希龄不出名，以便进行活动。 3.张謇、郑孝胥、汤寿潜三人本极重要之人物，熊希龄主张亟应与之联合，以便借重其声望与影响，在江浙与沿海一带发展宪政会势力。 4.已由熊希龄疏通，袁世凯、端方、赵尔巽允作会的暗中赞助人。拟拥戴醇亲王载沣为总裁，载泽为副总裁，由熊即晋京运动。 5.筹款，熊希龄允筹15万两，以5万办《北京报》，以10万为会中基本金。其款大抵袁、端、赵所出达半数。熊希龄、杨度责成梁启超筹5万，然梁感到无力筹措。 这封信透露，在国内设立宪政会，其决策和筹款的核心人物是熊希龄！1907年10月，这个会正式成立，但名称改为政闻社。 政闻社成立前后，熊希龄始终以秘密身份参与活动，并源源接济梁启超的款项。1907年4月，梁启超一派设立于上海的《时报》馆遭火焚，有无法印行之势。熊希龄得悉后，即由北京致电上海广智书局的负责人何天柱，嘱转告《时报》主笔狄保贤（楚卿），谓“《时报》不可停印，如款不足，彼可代筹”。为此何天柱写信给梁启超说：“秉三对于吾党，尚能以诚相待，求之他省人，可谓难得矣”[(11)]。7月28日何天柱又写信给梁启超，谓“现在各省查缉党人，非常严密”。“京师近又严禁佛（即康有为）及函丈所著书，以后有新印之书，幸勿出名”。同时他特别告诉梁，为了便于熊希龄开展活动，今后“政闻社事万乞勿牵合秉公，否则令彼一步不可行，至为可虑”[(12)]。为此熊化名“文福兴”与梁启超通信。后来，梁启超认为“武汉为天下中，……故欲以全力首置基础于武汉”[(13)]。拟在该地办一日报，曰《江汉公报》；又设一法政大学，曰“江汉公学”，欲请熊希龄出任总理。因为梁认为“秉三近年所入甚丰”[(14)]，又与袁、端、赵关系密切，筹款和处理人事关系均较便利。但他却忘记了何天柱给他信中所说的话：“万乞勿牵合秉公，否则令彼一步不可行”，如今却把熊希龄公开“牵合”到了台面上，这是熊希龄不愿意的。嗣因杨度、蒋智由、徐佛苏三人意见不合，杨度另立宪政公会与政闻社竞争（张謇、汤寿潜亦另组预备立宪公会与梁、杨各行其是），在武汉争夺舆论阵地甚烈，熊希龄因与杨度交谊素厚，自不愿卷入两派的嫌隙中去，故办《江汉日报》与“汉江公学”，皆因困难太多而未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