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宪复辟是近代中国民主发展史上的一场悲剧，也是袁世凯一生中最大的闹剧。在做了4年的民主共和总统之后，他竟然从“即改为君主也未必有以加此”[①]的位子迫不及待地爬到炉火上去，登上了洪宪皇帝的宝座，以至身败名裂，为他的一生划下了最不光彩的句号。在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中，人们大都重点着力于对袁氏践踏民主及专制独裁的种种行径的批判和揭露，但仅有这些显然是不够的。正如恩格斯所言：“对于历史事件不应当抱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地去理解它的原因以及它的没有显示出来的后果。”[②]因此，在这里我们将着重对民初袁氏逐步走向集权专制以及促成洪宪复辟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条件作一尝试性的探讨。 一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对于君主政治的倾向性以及不可遏止的权力欲望是促使袁氏走向帝制和集权的主观原因和思想根源。自清末起，袁世凯就是君主立宪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维护者之一，在代表着统治阶层开明势力的官僚立宪派中，“以袁世凯最为激进”[③]；当时“没有哪一位官员能像袁世凯那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为改良争取到如此多的东西”[④]，其对君主立宪的态度是积极的和真诚的。这一点，从袁氏对于新官制改革案以及直隶地区地方自治等问题的态度上都可以得到证明，1907年9月清廷军机处重组后立宪步伐的加快也反映了这一点。[⑤] 袁世凯的政治改革主张虽因1908年他个人政治地位的急剧变化而中断，但这一时期形成的立宪势力以及袁氏本人对于君主立宪政体的热衷和倾向却并未因此而根除，因而，这种势力和他本人的这种思想在适当气候和环境下会重新抬头和泛滥就毫不奇怪了。 袁氏恢复君主立宪的企图和尝试并非肇端于1915年间。1911年9月初，他与资产阶级立宪党人代表张謇的洹上会晤就是这两股立宪势力（其时，袁代表着地主阶级上层的立宪势力）重起和再度合作的明显信号。虽然袁张这次会晤的内容并没有透露出来，但可以肯定，因其事发生距辛亥革命爆发前仅一月，所以这长达数小时的“道故论时”无疑关系着当时的国势以及他们将要采取的对策[⑥]。而一月之后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所采取的策略也正是与这次会晤大有关系的，这个策略就是：利用革命党人的力量，再度逼迫清政府实行宪政改革，重图君主立宪。如其所称：“余自出山即抱定君主立宪。”[⑦]可见，这一时期袁世凯对于保留清廷并联合各方势力，再度迫使清廷实行君主立宪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从1911年10月30日之后清廷的一系列上谕看，袁世凯已基本上达到了这一目的。朝廷被迫宣布袁提出的“实行宪政”，“迅速起草宪法”，“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任国务大臣”等一系列主张。但问题的关键是，袁的这一在君主立宪前提下谋求和平解决南北问题的计划不可能得到南方革命党人的认同。当11月11日袁的特使蔡廷干、刘承恩过江向南方申明袁的这一主张时，理所当然地遭到了革命党人的断然拒绝，其理由是：君主立宪不合中国国情，“中国欲求五族平等，国家富强，必须向先进国家学习，改建五族共和国家”。[⑧] 充分的材料都显示了袁氏对于革命以及共和制度的怀疑和反对。他曾断言：“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⑨]即使在12月中旬开始的南北谈判中，他仍在做最后的努力，企图在避免内战、恢复秩序的前提下，维持君主立宪政体。为此，在北方谈判代表南下时，他就训示，此次谈判：“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⑩] 袁氏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信念并顺从了民主共和的事实。在袁氏的这一转变过程中，革命党人势力的发展以及他们对于共和制度不可动摇的态度固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权力利益的驱动才是其最根本的原因。早在南北谈判之前，袁就得到来自南方革命党人的承诺：若其能赞成共和，则“中华民国大总统一席断属项城无疑”，而且，南方各省代表在汉口召开的会议上也通过了“虚总统之席以待袁反正归来”的决议案[(11)]。如果说此时的袁尚处于观望之中，那么到了1912年初，他对于民主共和的态度就开始急转直下了。 1912年1月1日，从海外匆匆归来的孙中山接受了17省代表推举，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两种选择：是坚持君主立宪，一意孤行；还是承认共和，攫取总统席位。在权力杠杆作用下，袁的政治主张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他一面向清廷提出请求退位奏折，声称：“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12)]一面唆使北洋军人通电拥护共和，逼迫清帝退位。而此时的孙中山也自称：“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以袁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13)]孙中山的退让终于使袁世凯如愿以偿，获得了中华民国总统的席位。 二 权力利益的驱动迫使袁世凯暂时放弃了持之既久的君主立宪政治主张，但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这种一度沉寂的政治主张，在1915年间死灰复燃，重又转化为其政治实践的呢？一句话，民初复杂的社会矛盾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袁氏政权运作危机是促使1915年洪宪复辟的重要社会条件。这种矛盾首先表现为中央政权的失控与袁氏集权思想之间的冲突。 众所周知，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机器的正常操作和运转是以政党制度和代议制度的国会为基础的。但很显然，对于辛亥以后中国建立起来的共和制度来说，这种基础是相当脆弱的。虽然，这一时期的政党运动出现过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其实际数字已远过于此[(14)]，但除同盟会等少数几个资产阶级政党外，绝大多数党派既无明确政纲，也无固定组织，更谈不上什么民众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那些不甘寂寞的官僚政客欲在新立的民国舞台上分一杯羹的工具。他们“聚党徒之声气，恃党援，行倾轧排挤之惯技，以国家为孤注者，所在多有”[(15)]。即使像国民党这样较为正规的政党，在经宋教仁改组之后，仍不免“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奉教之美德，致党魁有似傀儡，党员类于散沙”。[(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