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个时期都有其不同的时代主题，即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生活在相应时代的每个阶级、阶层无不围绕该主题拟定纲领、组织活动。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天朝大国“与世隔绝，万世长存”的迷梦，清王朝的声威在列强的炮声中被摧毁殆尽，亡国灭种的危机强烈地震撼着中华民族有志之士的心灵，救亡图存的呼声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不同的阶级、阶层从强国富民这一目的出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救亡方案。与此相应，各种社会思潮应运而生。“科学救国”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由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最先倡导并逐渐演变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的。 一 提出和倡导“科学救国”思想的是最早接触到近代自然科学成果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强盛是由于工业的发展，然而工业发达则源于自然科学的进步。因此，讲究自然科学是当务之急。 “科学救国”思想的最早倡导者首推中国自然科学之先驱——李善兰。1866年他在为自己和英人艾约瑟合译的英国物理学家胡威立的《重学》所作的序中写道：“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其原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他期望异日（中国）人人习算，以威“海外各国，令震摄，奉朝贡。”李善兰出身于读书世家，9岁开始自学《九章算术》，14岁又自学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前六卷。自从接触到逻辑严密、推理清晰的算术之后，便厌恶了辞章训诂之学，一生未曾中举，不为所憾，潜心于数学研究，并致力于介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革命成果，“朝译《几何》，暮译《重学》”。作为一个目睹“壬寅四月夷船来，海塘不守城门开，官兵畏死作鼠窜，百姓号哭声如雷……满城尸骨如山堆”[①]残酷现实、满怀爱国忧民思想的科学家，萌发和提出用科学拯救中华民族的主张是顺理成章的。李善兰把西方的技术进步仅仅归结为算数之理，认为中国人人习算，就能变弱为强，未免有些幼稚，但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相比较，毕竟是具体了一步。 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进程是逐步深入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对中西方强弱的比较分析相当切中实质。1895年，他在《论世变之亟》中指出：西方“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然非命脉之所在”，命脉之所在则是“于学术则罢伪而崇真，于行政则屈私以为公。”1912年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进一步指出，西政之善皆因科学然而致，“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公例通理违行故耳”，科学乃为西政之本。“不通科学，则政论必多不根……。”严复在这里所指的科学即“名、数、质、力四者……”。由此可见，严复是把自然科学及其方法作为西方社会强盛的根本，中国政治落后、贫弱之源正在于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和先进的科学方法。只有象西方那样“注重名、数、质、力四者切实之学就可以御变者。”这是严复从自己的经历及知识结构出发，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而得出的结论。 严复生于1853年，自幼从师塾读旧学，14岁时入洋务派沈葆桢创办的马江船政学堂学习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三角学、微积分、力学、电磁学、光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等，初步接触了西方一些自然科学知识，1876年又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先后在抱士穆德大学院、格林尼兹海军大学学习高等数学、物理、化学、海军战术、海战公法等。他熟悉旧学和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智未开。故于1905年提出了教育救国主张。近代的教育救国思想和科学救国思想是相通的。至于用什么来开启民智，鼓足民力，他认为显然不能用“无用”、“无实”的考据、义理、辞章之旧学，而必须用与旧学相对立的格致之学——科学。由此可见，严复也是一位倡导科学救国的先驱者之一。由于严复接触西学的范围较为广泛，又曾在近代自然科学较为发达的国家生活、学习过，对西方社会耳濡目染，因此，观察问题与李善兰相比自然深刻得多。首先，在严复看来，科学的内涵不仅仅在于算学之理，也不仅仅包括各门自然科学的成就。而且包括科学的方法，西方科学昌盛之源就在于学术上罢伪存真，故方法则是较内容更重要的。其次，他已初步认识到了社会的进步，不仅在于科学之精，而且在于刑政之明公。其三，提出了发展科学的途径在于通过发展教育，启开民智。其四，明确教育的内容要抛弃旧学，实施科学教育。“中国此后教育宜著意科学。”[②] 先驱者们推崇科学，试图用科学来富国强民的思想在当时并未受到各界的重视。辛亥革命后则作为科学界号召青年攻习自然科学的信念和理想广为传播。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清王朝，给中国爱国科学家带来了希望。不少知识分子认为革命已告成功，剩下的任务只是用科学来建设民国。因此发出了“祖国从来没有比现在更需要科学技术”的呐喊。“吾国社会制度，既经根本上之革命矣，而学术思想之革命，将何出乎？此今日最有趣味而重要之问题，在20世纪之生存未实行科学也。”[③]1918年柏林大学教授梅加夫在中国留学生大会的演说中指出：“中国受保守主义之统治，殆数千年，进步之微，盖不足怪，今日之急务，莫如科学精神之普及，俾思想之趋于一偏者，得其平衡，而后有进步可言。”当时，任鸿隽等人对此说极为推崇，认为“其说颇是针发吾国人症结而药之。”[④]随即翻译刊登，科学救国随即成为一种具有相当社会基础的思潮，成为鼓舞青年献身科学的口号。不少青年在科学救国思潮的激励下留学海外，攻读自然科学，形成了中国留学史上的一阵留美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