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长江中下游沿岸中等城市商业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谢国权 东南大学社科系

原文出处:
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6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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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长江中下游沿岸中等城市多“因商而兴”。在近代,口岸城市转口贸易的功能突出,对外贸易依附于上海等大城市。传统商业向新式商业的演变,或是吸收近代的积极因素,或是转向依附于近代工业和对外贸易的经营。同时,商人组织也逐渐近代化。近代长江中下游沿岸中等城市的商业发展轨迹表明:只有建立在自身工业基础上的商业繁荣,才能带来城市稳定、持续的发展;单纯建立在对外贸易基础上,则其发展必然是不稳定的、暂时的。

      关键词 长江中下游 传统商业 近代商业 中等城市商业

      中等城市在近代中国并无法定的概念,各国对中等城市的划分标准也不尽相同。近代中国的中等城市应该是指有别于上海、武汉这些大城市,而又较一般县城规模大,城市人口约在10万左右的城市[①]。

      长江流域中等城市既同区域经济和大城市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又是长江流域城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层次。本文以芜湖、宜昌、无锡、南通等城市为重点,对近代长江中下游沿岸中等城市商业的演变及其规律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因商而兴”的地理、历史条件

      马克思指出:“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②]。城市与商业是互动的关系,城市是随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出现和扩大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而城市作为商业活动的载体,它的发展又为商业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好的环境。近代中国大部分城市,特别是沿江城市多“因商而兴”,商业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也相应成为商业中心。商业中心的形成又离不开优越的地理和历史环境。但是,只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理优势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城市经济才能得到充分发展。

      长江流域中等城市大多位于长江沿岸或其支流沿岸,有便于物资交流、人员往来的水上通道,历史上也多以区域物资集散地著称。这无疑是这些城市在近代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同时,长江中下游沿岸中等城市还有着各具特点的地理优势。如芜湖古称“吴头楚尾”,位于长江与青弋江的汇合处,襟江带河,距上海250海里,武汉340海里[③]。南通居“江海之交”,位于长江北岸,东北临海,西南辖江,是东海、黄海进入长江的第一个河口港,为江海河水运中转枢纽。无锡“河湖密布”,南滨太湖,北控长江,古运河穿城而过,梁溪河纵贯全境,境内港汊交织,密如蛛网。宜昌素称“川鄂咽喉”,出入四川的各种货物均汇集于此,有“过载码头”之称。沙市则“三省通衢”,处川鄂湘三省交通要冲,北达襄汉,南通湘澧,西连巴蜀,东接皖吴。由此可见,长江中下游中等城市都具有发展经济的地理优势。

      城市商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固有规律和历史传统。近代中国城市商业大多是在传统商业的基础上发展演变的,而各城市又有自己独特的商业历史传统。

      芜湖在元代就已成为“聚舟车之会,货殖之富,衣冠文物之盛,殆与州郡埒”的繁荣市镇[④]。明代中期以后,商业日趋繁盛,“舟车辐辏,百货兴聚”[⑤],为安徽粮食、杂货的集散地。芜湖土钢驰名大江南北,有“铁到芜湖便成钢”之说;浆染业更为著名,有“织造尚淞江,浆染尚芜湖”的佳话[⑥]。芜湖是明清时期安徽著名的手工业、商业城市。

      无锡明清时代已有“米码头”、“布码头”之称。无锡之米与苏杭之币、淮阴之粮、淮扬之盐、浮梁之瓷、温州之漆器并称;同时其“布码头”又与汉口船码头、镇江银码头,并称为三大码头。

      南通、沙市以产布著称。通州大布行销东北及大江南北,荆庄大布则销往西南各省。“棉花为通属出产一大宗,大布之名,尤驰四远”[⑦];“土布出口为沙市最要之事,……除本省自用外,余俱赴川省,及分赴云贵边疆各处”[⑧],这些传统商业往往成为近代商业发展的基础。

      城市经济的繁荣,离不开经济腹地的支撑,而联系城市与腹地的纽带则是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交通运输的进步,保证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的落后,就阻碍经济的发展。

      近代以前,长江干支流的木船运输业已有了较快的发展,约有70万吨左右的运载能力[⑨]。随着近代长江的对外开放,采用先进的运输工具,更成为扩大流通、开拓市场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指出,“机器产品的便宜与交通运输的便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⑩]“支那富源”的长江流域,是一个极富诱惑力的市场,外国资本凭籍其政治特权和经济实力,控制了长江的航运权。从1861年到1971年,英、美等国在中国创办的轮船公司主要有24家,其中航行长江航线的就有12家,占了内河与沿海航线的一半[(11)]。

      1872年以后,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轮船航运业逐步兴起。进入20世纪,商办轮船公司获得较大发展。据统计,1901—1913年,规模较大的有15家,其中上海6家,南通、杭州各2家,九江、无锡、沙市、长沙、宜昌各1家[(12)],长江航运几乎为这些公司全部包揽。另据统计,1921年华资大中型轮船企业106家,共有轮船366艘,总吨位370211吨,其中航行长江的近80艘,总吨位77371吨[(13)]。长江的轮运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此后,长江中下游地区中等城市的近代航运业又有了新发展。无锡到30年代已有轮运公司19家,形成了与长江水运、铁路、公路运输相连的运输体系,为其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芜湖因航运业的发展,出口大米绝大部分采用水运,年轮运量占年出口量的88%[(14)]。沙市在30年代初,棉花出口几乎全部由轮船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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