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洋军阀时期史研究新局面的形成与现状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恢复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成为史学界突破传统研究方法的前提。长期以来，史学研究中存在僵化、机械、偏激、失实等种种积弊，因而必须革故自新回到实事求是和对外加强交流的治学道路上来。与国外史学重新沟通后，国外的史学新思想便如潮涌入，中国调整史学研究方法的主观要求和国外史学研究新趋势的现实改变了中国史学界的研究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国外史学新思潮是北洋军阀时期史研究新局面形成的外部条件，理论上主要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主张，现实中有西方、日本、港台的研究成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洋军阀时期史研究工作的“新”逐渐被推出。在宏观理论上，不再把北洋军阀史当作单一的政治史或战争史，史学工作者打开传统的历史思想樊笼，让思想触角迅速地向经济、文化、社会心理、意识观念、民俗习惯等处发散延伸，使历史形象开始从平面的一维、二维向立体的三维甚至多维变化，并放到时间中进行动态研究，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逐日清晰，包含时间流变、能活动的立体生命体。在具体方法上，突破了传统的研究程式和限制：原先，历史唯物主义一定程度上被机械地运用，导致以论带史的偏向，北洋政府的反动性代替了北洋军阀时期的全部历史内容；而实证主义方法又埋首于档案文字中，写出的历史毫无生气，可读性很低。现在，研究方法上吸收了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方法，操作上利用计算机，采用计量分析；研究对象除了档案，还延及农村证据，土地制度，会议记录，服饰、家庭生活费用笔记等等，从而使北洋军阀时期史的研究色彩纷呈，生机勃勃。 当前北洋军阀时期史的研究况是： 近年，新颖课题的专著和论文大量涌现，论文从1980年前30年中仅有的130余篇发展到今天的600余篇，可谓硕果累累。概括起来，论著课题的“新”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是选题趋于狭窄专门，如租界史、侨务问题、币制改革，从而使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保证。二是前所未有，如利用外资、保险业、旅馆业、家庭功能、心理活动、人口分析，在传统研究中很少或没有涉及过。三是突入禁区，如庚款退回、外交维护主权、法制建设、发展经济等，以前的研究都避而不谈。 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革新，取得许多新的结论。 ⒈档案、资料运用的新突破。胡绳武、程为坤的《民初社会风尚的演变》一文的突出处是从细微处着手，大量引用地方志等原始资料，如《夏口县志》、《简阳县志》、《江津县志》、《泸县志》等十余种县志和《时报》、《申报》的大量文章片断，甚至引用被正统史家不屑的《民国野史》、《苏州风俗》、《都市丛谈》诸种市民通俗读物，阐述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从发辫到婚制，衣饰到食物，一直到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社会风尚，从小到大，以小见大，层层递进，最后从风尚演变中得出结论：“逐种风尚主要表现为追新慕异，去土求洋的形式，包含着以西方资产阶级的人生哲理，取代儒家的伦理纲常等进步内容；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思想武器，革旧的陈规陋习，为社会前进开辟道路的愿望。”[①]杜询诚《北洋时期中国新式银行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一文引人注目地运用了地方档案、董事会纪录、信函，得出一个全新结论，即：“在北洋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金融活动，既不是外国银行的一统天下，也不再是过去外国银行和钱庄的二分天下的格局，华资银行在对外贸易金融活动中的介入程度，同华商在中外贸易中的地位，以至当时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相对应。”[②]显然，这与传统的结论有很大区别。虞和平的《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着重对工商部、农商部的档案进行研究，发现：“1912年5月14日，袁世凯便命令工商部从速调查中国开矿办法及商事习惯，参与各国矿章、商法，草拟，民国矿律、商律，并挈此古今中外度量衡制度，筹订划一办法。此后开始系统制订经济法规，到1921年颁经济法规达40多项，包括工商、矿冶、金融、权度、农村、经济社团、利用外资和侨资等方面。”认为，“首先，所颁法规种类比较齐全，内容比较详尽，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其次，中西结合，广采众议，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第三，较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些法规发挥了功能作用，第一，政府经济管理法制化和经济化。第二，企业和企业家法人化。第三，竞争的自由化和正规化。第四，融资渠道的社会化和国有化。”最后结论指出，经济法制建设起了进步作用，“正如当时工商界所言：由于民国政府厉行保护奖励政策，‘一时工商界踊跃欢忭，咸谓振兴实业在此一举，不几年而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因此，民初经济法制建设在中国经济近代化历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③]这一结论更是填补了过去这方面研究的空白，改变了过去所描绘的北洋政府形象。 ⒉运用经济学方法。马振举写的《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关税与财政》一文大量运用数表、定量分析法阐述问题，在不足一万字的论文化文中出现6张数表，较文字阐述大为清晰，每个问题运用1～2张数表，十分清楚明白。杨金强写的《论民国初年的政党、党争与社会》（《复旦学报》1993年第4期），虽是一个政治问题，但也借助于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法，在探讨民初政治现代化畸变的过程中，对上海等7所城市的政党社团作了详细的统计，列出数据，最后得出民初党争的特点：党社混沌不清，党争没有健康的法律程序作基础，社会机制尚未形成以及资产阶级不成熟和社会文明程度低下，使袁世凯少有牵掣，走上了专制复辟的道路。经济学方法可使以往定性分析上升为定量分析，增强科学成份；而数表阐述问题可缩小篇幅，表达更加清晰。 ⒊运用心理学方法。前述胡绳武、程为坤《民初社会风尚的演变》一文论述到了价值和伦理观的变化，而伦理道德的评价属于心理学范畴。王跃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意识变迁的趋势》一文亦如是。如果说这两篇论文并非主观运用心理学方法，那么，季云飞写的《辛亥革命前后国民政治心态的演化与辛亥革命的成败》一文则开宗明义强调：“本文拟从辛亥革命前后国民政治心态的演化入手，分析辛亥革命推翻清封建帝制的必然性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破灭的不可避免性。”文章指出：“武昌起义后国民政治心态演化，出现‘崇权威’及追求‘秩序安定’两大特征。对于这种国民心态，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无法改变的。这种国民心态所产生的社会功能严重制约着辛亥革命以后社会发展的趋向。这种社会心态成为辛亥革命失败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④]把社会心态作为革命失败原因之一，实属不同凡响的新结论。 ⒋运用社会学方法。忻平的《民国人口特征论》对社会人口问题进行研究。文章指出：1912年—1928年，北洋政府16年间人口增长为5.3%，“前16年间，虽局部战争频繁，但辛亥革命后实业发展之余波未断，社会经济仍在缓慢地发展，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对华经济输入暂时放松，使民族工商业和农业中的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发展，故人口增强值相对说比较稳定。”[⑤]张庆平的《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一文指出：“民国时期，中国的人口城市化进程仍然在近代的基础上缓慢地进行，城镇人口年平均递增率为16.1%，城镇人口比重由1893年的6.0%增至10.6%。”[⑥]两文提供了北洋时期人口增长、城市发展的证据，而人口增长、城市发展都说明社会经济和工业经济必定增长的趋势，这与史学界对北洋政府时期的经济描述对照，又是一个新的结论，或者说恰好是相反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