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早期与苏俄合作的大致经过，早已尽人皆知。其北伐革命之发动与最初的成功，曾得到苏俄相当助力，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北伐的实现，首先就在于有了广东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出发点。为了建立和巩固这块革命根据地，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经历了许多周折与艰辛。但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了解，孙中山以及蒋介石等最初求助苏俄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背靠苏俄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建立军事基地，从那里向北京政府发动进攻。当年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俄去“访问”近三个月时间，其本意也同样是为了与俄国人一起研究和具体实施这个西北军事计划。蒋介石兴致勃勃而去，却极度反感而归，恰恰也是与苏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否定了他们的西北计划一事有关。了解这一切，对于深入了解孙中山、国民党与苏俄合作关系最初的形成过程，以及蒋介石与苏俄以后的恩恩怨怨，无疑都是有益的。 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初步提出 1918年5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因西南军阀的背叛而失败，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转往上海。之后，孙中山“专理党务”，致力于中华革命党的改组工作。但与此同时，他也在积极地寻找境外的支持者。一方面，孙中山同日本银行界秘密接触，寻求援助；另一方面，他也对俄国革命的胜利格外感兴趣，开始了与苏俄领导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只是这时苏俄正受到十四国的军事干涉，其本身尚未巩固，孙中山自然也不会迅速提出求援问题。但孙中山早就对联合俄国并取得后者援助抱以期望，1918年1月28日在广州的一次宴会上，他曾说：“此后我国形势，应注意于西北，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①a]。同年3月13日，在给重庆靖国军总司令兼代省长黄复生的电报中，孙又一次谈到他的这一想法：“义师讨逆，及将来对俄关系，不可不预注意于西北边”[①b]。他这里再三强调注意中国西北边，寄希望于西北方面大发展云云，其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 欧洲和日本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到1920年逐渐归于失败。1920年4月所谓“远东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苏俄新政府的统治已经开始扩展到俄国的远东地区了。与此同时，苏俄政府也迅速开始在中国寻找支持者。孙中山在上海先后会见了苏俄海军中将波塔波夫、陆军上校波波夫、上海俄国劳动社负责人马特维也夫—鲍雷德、维经斯基等人，对苏俄的稳固和强大有了深刻的印象。据此，孙中山第一次提出请求苏俄援助的设想。 1920年9月，孙中山派李章达前往苏俄，并要求李章达务必到达莫斯科，代表他本人正式向苏俄政府提议缔结一项军事合作的协定，请求苏俄红军于次年，即1921年春从俄国的土耳其斯坦进兵中国新疆，深入甘肃接应并援助四川的革命党人，推动中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李章达当年10月底到达布拉戈维申斯克（即海兰泡），但直到次年春天才到达莫斯科[②b]。关于李赴苏的使命，我们可以在另一位苏俄来华代表的报告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1920年11月进入中国东北的苏俄代表索科洛夫·斯拉特霍夫，公开身份是记者，来华后曾前往北平和上海，会见了国民党的领导人。他在1921年4月21日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国民党人曾两次向他提出请苏俄从西北方向给予援助的问题。报告称：1921年1月12日，《民国日报》的编辑“陶同志”提出他应该同刚来上海不久的身为国民党本部及广州政府成员的李思托进行一次会晤[③b]。这位国民党要人强调，整个国民党都“力求通过秘密派遣代表沟通情报，特别是缔结必要的协定，来实现与苏维埃俄国的亲密诚挚的关系”。这位国民党人所说的关于缔结必要的协定的内容，“证实了李章达事先讲过的情况”，即国民党人希望苏俄方面能够从中国的西北边疆为中国革命党人提供援助。斯拉特霍夫在报告中具体解释了李章达在海兰泡对他所说的计划内容。称：“1920年11月，我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时候，认识了国民党员李章达，他当时给我写了一封给孙逸仙博士、李思托等人的信，并告诉我说，他准备去莫斯科，代表孙博士向苏维埃政府建议缔结关于在中国共同行动的协定。孙逸仙博士打算缔结的军事协定具体说来是这样的：红军在春季从俄国的土耳其斯坦开始进攻新疆，直逼中国西南四川省及其首府。据李章达说，该省有四万左右的国民党人，他们已经对这样的事变做好了准备，将会兴高采烈地欢迎红军”。斯拉特霍夫怀疑让苏俄红军深入中国境内来担任这样的进攻任务是否可行，在上海与他谈话的这位国民党要人却表示相信，既然“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第一位的任务就是消灭国内的封建主义”，那么，“为了革命的成功，任何手段都是正确的”[①c]。 在1921年初另外一份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中，也曾隐隐约约地提到过这件事[②c]。不过，在已知的此时提到过这个西北计划的俄国人当中，既没有人对它表现出明显的热情，也没有人提出过反对的看法。斯拉特霍夫在他的报告中只是强调说：“最近几年来，国民党几乎是唯一强大的政党”，“在中国，还没有其他更革命、更有组织的力量。显然，无论是在劳动群众当中，还是在小资产阶级当中，国民党都深受爱戴”。因此，他的结论是：“⒈尽快与广州政府建立联系，是我们远东政策最迫切的任务；⒉建立这种联系的目的在于，在居民和广州政府中寻找有能力在中国发动全民起义以反对整个远东地区美、日资本压迫的分子”[③c]。 苏俄政府支持孙中山的计划 苏俄政府对孙中山国民党这一建议的反应，最初还是比较积极的。但是在斯拉特霍夫进入中国之际，孙中山对争取苏俄援助的热情，就已经开始降温了。这是因为，孙中山于1920年11月底又得以在部分西南军事领导人的支持下，重新回到广州，并很快组建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踌躇满志地准备发动推翻北京政府统治的北伐战争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孙中山自然不会再考虑请求苏俄援助的问题。以致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1921年1、2月间前往桂林与广州，同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接触时，虽然部分国民党领导人仍然相信有必要通过苏俄，“要么在蒙古，要么在西伯利亚，组织北方的中国革命者”，孙中山却明确表示，他目前不能同苏俄公开结盟。据马林报告说：孙中山的意见是，“如果他不联俄，他就能够在不受列强干涉的情况下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而联俄则会给中国“造成不利局面”。因此“只要他的北伐还未完成，联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过早的联俄会立即引起列强的干预”[①d]。甚至到1922年2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接见新任“赴俄全权代表”张秋白时，苏俄方面仍旧搞不清楚孙中山究竟是否愿意与苏俄建立更密切的关系[②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