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义和团运动应当以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颁布“宣战”上谕为界限，划分为“扶清灭洋”和“奉旨灭洋”两个阶段。“扶清灭洋”口号体现了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抗争性与盲目排外等愚昧落后性的对立统一。“宣战”以后，尽管义和团运动并未改变反帝爱国的方向，但大多数义和团向封建统治阶级报名、挂号，先后打出了“奉旨”旗号，其行动已基本上听从清政府的指挥，甚至以封建统治者的臣民自居，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己任，从而使后期的义和团运动带上了浓厚的封建色彩。义和团所表现的愚昧落后性，决定了义和团运动由“扶清灭洋”阶段发展到“奉旨灭洋”阶段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奉旨灭洋”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义和团的利用和控制，并使义和团运动的高潮实际上又成为其失败的起点。 关键词 义和团运动 扶清灭洋 奉旨灭洋 义和团运动分为“反清复明”、“扶清灭洋”、“扫清灭洋”三个阶段，过去几乎成为定论。而笔者认为：义和团运动并不存在什么“反清复明”阶段和“扫清灭洋”阶段[①]，而是应当划分为“扶清灭洋”和“奉旨灭洋”两个阶段。本文拟围绕这一问题作些必要的论证。 “扶清灭洋”反映了义和团运动反抗性与落后性的对立统一 义和团运动是在“扶清灭洋”的旗号下兴起的，各地义和团相继打出“扶清灭洋”旗帜，说明他们都是以“扶清灭洋”作为自己斗争口号的，这种情况直至义和团受到清政府的利用和控制、相继打出“奉旨”旗号，才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义和团受清政府的利用和控制又是以1900年6月21慈禧太后颁布所谓“宣战”上谕为契机的，因此，我们把“宣战”之前的义和团运动视为“扶清灭洋”阶段。 “扶清灭洋”口号反映了19世纪末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矛盾的空前激化，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对这一矛盾的认识和态度。当时部分封建官吏分析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原因说：“方今天下强邻虎视中土，已成积弱之形，人心愤激久矣”[②]。“民间感于历来国耻及各处教堂教士之蛮横，排外之心甚热，亟愿得相当机会，合心并力以一雪其夙愤”[③]。义和团的揭帖也说：“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这些侵略者“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以致吾等俱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④]。声称要在“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⑤]。列强虎视中土，不断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屡遭惨败、每况愈下，国耻日益深重；各地教士、教民蛮横无理，欺压普通人民；这些就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于近代中国民族矛盾的朴素认识。正是基于这些朴素的认识，他们才提出了“扶清灭洋”这一具有明确反帝目标的斗争口号。中国传统的农民战争都是以反封建为主题的，而近代中国社会却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反帝这样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阶级的局限和时代的局限决定了农民阶级，甚至比他们先进的资产阶级，都不可能完满地回答这个历史课题。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义和团运动就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群众对这一历史课题作出的较为有力的回答，尽管“扶清灭洋”不能说是农民阶级对这一历史课题所可能做出的最理想的答案，但它所反映的近代中国农民在50余年反帝斗争中的进步，与《天朝田亩制度》所标志的中国农民在两千余年反封建斗争中的进步相比较，丝毫也不逊色。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能够在中华民族面临瓜分危机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掀起大规模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正表明他们在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之下的觉醒。 然而，“扶清灭洋”口号同时也体现了19世纪末中国农民的阶级局限性。尽管欧风美雨影响中国已有半个多世纪，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中国已有30余年，但是农业的小生产经营方式并没有改变，小生产极大地限制农民眼界的状况没有改变，农民思想中的保守性与落后性没有改变。一方面，他们要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掠夺；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可能对近代中国的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社会矛盾有准确的认识。“扶清灭洋”口号本身就是农民阶级这种反抗性与落后性的对立统一。 “灭洋”不仅是要消灭一切在华的外国人，而且要消灭中国现存的一切外国事物，甚至包括那些受到外国影响的人和物。义和团“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⑥]。“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难，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死于非命。”“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其称人也，自洋人教士教民，以至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用洋货者，其间分别等差，共有十毛之目。”“十毛之人，一落匪手，必杀无赦。”[⑦]义和团散发揭贴，表示要“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声称：所到之处“先将教堂烧去，次将电竿毁尽，邮政报房学堂，自当一律扫净。”[⑧]北京义和团曾宣布：“将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⑨]甚至辱骂、诅咒资产阶级维新派，谓：“贼子通洋保国会，不久落头归阴城。”[⑩]这样，他们就混淆了外国侵略者和他们带到中国的先进生产方式、先进思想文化之间的区别；混淆了甘心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洋奴与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间的区别；混淆了帝国主义用以奴役、掠夺中国人民的外国事物和先进的中国人为发展民族经济、抵制外来侵略而引进的外国事物之间的区别。表现了农民阶级不甘忍受民族压迫的抗争性与不了解、更不愿意接受外来先进事物的保守性的对立统一。他们不懂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引进外国先进事物并不矛盾；在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前提下，只有大胆引进外国的先进生产方式，使中华民族富强起来，才有可能解除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危险。因而他们采取了“灭洋”这种笼统排外的反帝斗争方式，但是运用这种斗争方式却绝对不可能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 “扶清”就是要“除灭鬼子保大清”，“出力于国家而安于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11)]，以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方式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义和团自称“上能保国，下能救民”，表示要借神功“为国宣力”，目的是“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12)]于是就混淆了已经沦为帝国主义走狗的清朝统治阶级与以各阶层人民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之间的区别；混淆了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与清朝顽固派和帝国主义的主仆矛盾之间的区别；混淆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忠君思想之间的区别。表现了农民阶级积极争取国家独立的进取性与认不清清政府卖国实质的愚昧性的对立统一。他们不懂得清朝顽固派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暂时的，很快就会以清朝统治者出卖民族利益的方式缓和下来；在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这对矛盾中，清朝统治阶级终究是要站在帝国主义一边镇压中国人民的，而绝不可能站在人民一边参加反帝斗争。因而他们企图从“扶清”的角度出发去争取民族独立，但是从这种角度出发却根本不可能赢得民族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