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后，康有为的变易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甲午战争之前，康有为已经开始论述改革的必要性，但囿于眼界，他的变革依据仍然局限于“天变”的传统范畴之内，他所选择的变革也没有摆脱皇权的窠臼。甲午战争的惨败促使康有为以新的角度审视了中国前此的改革，他认识到，中国的改革需要有新的方向，遂化合中西，构筑了以阴阳为框架，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变革的理论依据，达到了中国近代改革理论的质的突破。 （一）以补天为特征的传统变易观 鸦片战争后，一些不甘沉沦的思想家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改革主张，从林则徐到康有为，人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救国方案。林则徐、魏源主张由军事工业的近代化入手，以掌握西方致胜的长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洋务运动中，主持引进西方的机器枪炮和科学技术，派遣留学生，建立新式学堂、新式军队和近代企业，等等。但他们的措施仅限于“硬件”范畴，没有触动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尽管这些措施在巩固国防、收回利权方面取得一些成效，但并未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 康有为和他们有所不同，他较多地接触到了西方文化，因而他除了主张发展近代经济、国防和教育之外，在自然观和人格观等方面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近代思想。 第一，科学的自然进化观。康有为在研究西方天文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基础上，写了《诸天讲》和《康子内外篇》等著作，对宇宙模型、太阳系起源、日地关系和月亮圆缺等问题作了比较科学的解释。他指出，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天与地不能截然分开。地球是绕日旋转的行星，地球也在天上；地球是诸行星之一，天中亦有地。康有为还以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说”改造了中国的“元气说”，指出原始星云的相对物质运动是天体演化的原因。他说：“天地之理，阴阳而已。其发于气，阳为湿热，阴为干冷。湿热则生发，干冷则枯槁，二者循环相乘，无有终始极也。”[①]而这个变化中的宇宙又是分层次的和无限扩展的。物质的演化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他说：“于无极，无无极之始，有湿热之气郁蒸而为天。诸天皆得此湿热之气，展转而相生焉。近天得此湿热之气，乃生诸日，日得湿热之气，乃生诸地，地得湿热之气，蒸郁而草木生焉，而禽兽生焉，已而人类生焉。”[②]论证了宇宙之中天、地、万物和人都在不断地演进变化，承认了时空运动的无限性。 第二，平等自主的人格思想。甲午战争之前，康有为在学习西方近代学术思想的同时，开始介绍自主平等的人格思想。他根据天赋人权观，在《人类公理》和《实理公法全书》等著作中指出，平等自主是人们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他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法则，一为“公法”，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一为“人立之法”，即现实社会中由人所制订的各种法规。判断人立之法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符合公法，有益于人道。而最符合公法，有益于人道的法就是自由平等博爱。因为人生而平等，又“各具一魂”，所以人生来便应享有充分的平等自主权利，自由主宰自己的命运，自由发展自己的潜力。他认为，人生而具有爱恶二质，发扬其爱质，则有益于人，纵容其恶质，则有损于人。中国数千年来之陷于据乱，近代之沦于败亡，皆因人们不明此大道，而将自身的责任让委于他人，遂造成桀纣猖狂、暴君得志的世界。他指出，人们固然由于心智和努力程度的不同，在现实中呈现出智愚贤不肖的差别，但正因先天资质相同，所以人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修行，发现人所固有的爱质而贵显之，达到道德完善的境界。[③] 自然进化观提供了变革的科学依据，自主平等人格思想则指出了变革的方向。如何将这些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康有为当时还没能解决这个问题。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提出了三项变法措施：“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他认为治国之方不应盲从古训，而应因时制宜；下情上达是改革的核心；远奸佞而近忠良是改革的用人标准。他说：“今天下非不稍变旧法也，洋差商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其原因就在于“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如何解决呢？“在通之而已”。沟通的办法，“在霁威严之尊，去堂陛之隔，使臣下人人得尽其言于前，天下人人得献其才于上”，如此必能法立而国治。康有为还指出，这种方法并非传自西洋的舶来品，而是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因为“古者君臣有坐论之礼，《大学》之美文王曰‘与国人交’，《诗》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凼宾，鼓瑟吹笙’，言恳诚发乎中礼，群臣若凼宾，故群臣尽心，下情既亲，无不上达，则奸消弊缩，虽欲不治，何可得哉？”[④]康有为把民主归结为“通”，虽然在工具理性的层次触及到了民主的重要内容，表现出中西思想的某种相通之处，但它并不完全符合由近代天赋人权思想所表达的由民作主的民主本意。他的思想所体现的，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民为邦本的思想。这种民本思想承认民对于国的重要性，甚至认为民是第一位的，即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然而民的这种地位是以君权的存在为前提，民的唯一作用就是确保君权和君主的利益，这就走到了近代民主思想的反面，表明他的民主思想还没有走出孟子民本论“上赋民权”的传统窠臼。 （二）以阴阳整合进化论的新型变易思想 甲午战争前后，康有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中国近代化几乎同时起步的日本迅速崛起，远远超过了中国，使康有为感到，中日两国不同的改革指导思想与此有很大的关系。他对比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化道路，并将中西学结合起来对变革加以论证，与以前的思想有了很大的不同。 80年代末，康有为已经接受了西方近代自然进化观，但当时这种思想尚未同中国的改革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一上书的失败使康有为认识到，欲救中国，必须因中国人的历史习惯而利导之。于是，康有为以阴阳思维方式为理论框架，整合了进化论。创立了一种新型的变易观。他一方面承认西方近代进化论的意义，并以之改造阴阳论中的变易思想，一方面又将进化论纳入阴阳体系之中，使之成为其或阴或阳的一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