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刘锦棠（1844—1894），名显谟，职名锦棠，字毅斋，[①a]湖南省湘乡县人，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1884年6月16日）生。先辈世代务农。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其父刘厚荣与弟弟刘松山投入湘军王鑫部。咸丰四年（1854），刘厚荣在岳州与太平军作战中阵亡。时年9岁的刘锦棠，因家境贫困，只能与祖母陈氏相依为命。少年时期的刘锦棠，“好言兵，然不肯竟读孙吴诸书”[②a]。正是这种不拘成规的性格，使他在日后的军事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灵活多变的作战风格。为了找到生活依靠，也为了复仇，年仅15岁的刘锦棠，来到江西，投入他叔父刘松山所部，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刘锦棠在军中“参画方略，辄得其机要，”[③a]深得刘松山的赏识。同治三年（1864），刘锦棠在安徽，因保卫湘军祁门大营有功，被两江总督曾国藩保举为知县，并赏戴蓝翎。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又加同知衔，并赏换花翎。同治五至七年（1866—1868），刘锦棠随刘松山赴河南、河北、陕西等省，围剿捻军，“大小十余战，所向克捷，锦棠无役不从”。[④a]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因此保奏他以道员即选，并加按察使衔。同治八年（1869），在镇压陕西回民军和汉族反清武装的过程中，刘锦棠因降服董福祥、张俊、李双良等20万众，又被赏加布政使衔，并被赐予“法福灵阿巴图鲁”的荣誉称号。同年七月（1869年8月），刘锦棠随刘松山取道花马池（甘肃宁夏府境），攻打甘肃金积堡（今宁夏金积县）马化龙领导的回民军。同治九年元月（1870年2月），刘松山在攻打金积堡的战斗中，中炮身亡。湘军因主将阵亡，诸将恃功自傲，“事权不一，军中为之夺气”[①b]。回民军乘机切断湘军粮道，展开猛烈反击。在此不利形势下，刘锦棠沉着镇定，毅然以总理湘军营务的身份，威服诸将，出掌湘军大权，迅速摆脱了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左宗棠对此非常赞赏，奏请清廷，给刘锦棠“赏加三品卿衔，接统刘松山旧部，用资镇率”[②b]的奖赏和任用。随后，刘锦棠督率老湘军经过10个月反复、激烈的争战，到十一月十六日（1871年1月6日），将金积城外570多座堡寨大部攻破，迫使马化龙和其子马耀帮交出军械，平毁剩余堡寨，向他投降。左宗棠见刘锦棠接统老湘军后，能够“和辑将士，恪遵纪律，谋而能断，虑以下人。其临阵身先士卒，英锐绝伦，实统将中不可多得之才，”[③b]请求清廷予以破格录用。清廷随即下诏，赏给刘锦棠“云骑尉”世职，赏穿黄马褂。对于马化龙，左宗棠认为，“马化龙稔恶三世，谋逆已久，蓄机甚深，纵有后效，不蔽前罪。暂若从宽，必滋后患，臣早知为国家必讨之贼。而此时议暂缓其诛者，王家疃堡墙高厚，存粮极多，非猛攻所可骤得。金积既克，其势已孤，以马化龙徇之，宜可速下。若先诛马化龙，回酋或怀疑惧，必滞戎机。王家疃一下，通昌、通贵自更无难料理。……王家疃抚定后，马化龙及其父子、兄弟、亲属伙党，重者诛夷，轻者迁徙，乃收全功。”[④b]刘锦棠即按照左宗棠的意图，在王家疃、通昌堡和通贵堡被相继攻取的情况下，以从金积堡搜出洋枪1200杆为口实，将马化龙及其兄弟子侄以及亲随部众1800多人，全部杀害。并残酷地将打死刘松山的回民军将领马八条，剖腹剜心，祭奠刘松山的亡灵。然后，护送刘松山的灵柩回湖南，暂时离开了战场。 同治十一年六月（1872年7月），刘锦棠带着从湖南招募的一批湘勇，回到甘肃。八月（9月），受左宗棠之命，率马步18营，约7000多人，攻打西宁地区由马桂源兄弟及白彦虎等人领导的回民军。十月（11月），刘锦棠攻占西宁。同治十二年正月初四日（1873年2月1日），进克向阳堡和大通县城。白彦虎于向阳堡陷落时，率所部回民军2000余人，由永安、南山、草滩一带，向西逃走。二月初四日（3月2日），马桂源兄弟也于逃到巴燕戎格降清后被杀。九月初十日（10月30日），左宗棠因肃州城（今酒泉）久攻不下，檄调刘锦棠，率兵西向，配合徐占彪、金顺、宋庆等人，攻取肃州。在刘军的猛烈攻击下，九月十五日（11月4日），马文禄被迫投降，随即与马永福、马照等8名首领和1573名部属，一起被杀。白彦虎由此再向西奔，进入新疆。当晚，清军入城纵火，对手无寸铁的回民进行了野蛮的屠杀。清军“枪轰矛刺，计土回五千四百余名”，“即老弱妇女，亦颇不免”[①c]。事后，左宗棠在给清廷的奏报中说，“肃州首要各逆及著名悍贼悉就歼除，实资其力”[②c]。刘锦棠因此于同治十三年十月（1874年11月）被任命为署西宁兵备道。十一月（12月），河州回民闵殿臣再次起事，次月（1875年1月）即被刘锦棠镇压。至此，陕甘境内大规模的回民起义基本上被全部镇压下去了。光绪二年（1876），刘锦棠奉命出关，收复新疆，才揭开了他人生历程中最辉煌、最荣耀的新的一页。 一 清军出关前的新疆形势 同治三年（1864），饱受清廷残暴统治和伯克残酷压榨的新疆回族和维吾尔族人民，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从库车拉开了席卷全疆的农民起义的序幕。起义浪潮迅速波及天山南北。年底，清廷在新疆的统治机构，基本上被全部摧毁。天山南北地区相继形成了控制天山南麓，自乌什至喀喇沙尔地区，以库车为中心的热西丁“汗和卓”政权；占据玛纳斯、吐鲁番一带，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得璘（又称妥明）“清真王”政权；拥有和田地区的哈比布拉“帕夏”政权；以及占据伊犁地区的“苏丹”政权。由于这些政权的领导权基本上都掌握在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首领的手中，因此，这场规模巨大的反清运动很快就变成了一场相互争权夺利，扩大地盘和势力范围的混战。清廷在新疆的势力仅限于东疆的哈密、巴里坤，北疆北部的额尔齐斯河至塔城一线，苟延残喘，根本无力收拾这一残破、混乱的社会局势。 同年八月（1864年9月），占据喀什噶尔的回族首领金相印和柯尔克孜部落首领司迪克，因无力攻取清军据守的喀什噶尔汉城（疏勒）和英吉沙尔，就派金相印等人携带礼物，前往浩罕，请求浩罕让大和卓木的后裔返回喀什噶尔，以便用其声望来号召当地的维吾尔居民，并请求给以军事援助。浩罕因正与俄军作战，都城塔什干已失陷，仅剩安集延一城，无法给予军事援助。于是，浩罕首领阿里姆库尔决定派遣会给他带来麻烦的阿古柏伯克，和波罗尼都的曾孙布祖鲁克一起，带领68个人前往喀什噶尔。同治三年十二月（1865年1月初），“这帮冒险家就越过浩罕边界，进入了东土耳其斯坦（即新疆南疆）”[③c]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