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变迁的重要推动力就是西学的输入。当然，西学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梁启超编《西学书目表》，将其分为算学、电学、地学、史学、法律、兵政等27门[①a]。西学能够促使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更，往往不取决于西学本身的内容如何，而要看中国对西学的取舍、加工和改造。这是由中国近代的政治危机和国家衰弱所决定的。虽然要以中国人“发现西方”为背景来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但是中国人“发现西方”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让世界“发现东方”，因而中国近代的优秀分子对西学的加工甚至“歪曲”，就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合理的和无害的。其次，我们应该将西学视为一个整体，把西学所包容的推动现代文明发展的精神要素提炼出来，分析这些精神要素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冲击。如果以西学的内容分门别类地分析它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往往会割裂东西文化冲撞的内在机制。所以，从以上两点来说，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决不是对“欧风美雨”的直线回应，更不是对西学内容的机械应对。研究西学东渐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影响，不能抱有“西方中心论”的观念，而要抱有“民族利益至上论”的观念。民族利益至上论是对“中国中心论”的反叛和超越，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对民族危机的积极反应。 以制度更新为取向的政治认知的深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求变因素，集中于建构灵巧而有实效的治国之术。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变迁的重要表征就是对国家政治宏观架构的重新思考。这种政治思维的出现是对中国近代政治危机进行全方位思考的必然结果。一旦把近代中国的政治体系放进整个世界文明中来考察，就会发现国家的衰败乃是因制度的僵化而引发的。中国几千年来的帝国体制，演化到近代，由于自身内部的机制趋于老化以及外力的侵蚀，已难以应付制度败坏的困境，新的帝国在旧的废墟上重新建构的可能性几乎丧失殆尽。随着商业的发展促使社会自主力量开始发育，再加上西方文化力量的冲击，要想在原有的制度框架内，通过提高治国之术的质量，来克服内外双重危机，看来是不可能的。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传统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帝国延续机制发生了断裂。当传统的政治演化机制面临几乎不可克服的困境时，人们只能到旧制度以外的文化视野中去寻求破解的办法。于是，以制度更新为取向的政治认知开始弥漫在近代中国的艰难进程之中。 以制度更新为取向的政治认知在中国这个文明古老、传统深厚的国度中诞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育过程。如果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学，还是在传、受双方相互对等的条件下进行文化交流的话，那么鸦片战争以后，西学的输入一方面夹杂着西方文化霸权的渗透，另一方面就是依靠中国有识之士的主动吸取和积极引进。后者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学习“夷技和夷学”以挽回天朝的自尊。当中国被动开放通商口岸的时候，一些士绅文人主动地面对西学开放他们的思维世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对西学一种巧妙的积极反应。这样一种对西学和中学之间关联的模糊界说，既蕴含着对天朝缺陷的清醒认识，又是西学开始流行的先兆。当许多知识分子以强烈的民族情感对西学进行加工和改造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他们必然会成为促进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变迁的带头人。一般而论，中国对西学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即由坚船利炮到工商科技、再到议会政治的发展进程。首先西学的输入使中国人发现了天朝以外的先进的物质文明。随着对西学认知的加深和挽救民族危机的需要，他们又发现了一个新型的政治文明世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顺着御侮救国而不是顺着个性解放、自由平等之路寻到议会政治这一武器的[①b]。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基本上就是沿着救亡这一中轴逐渐展开的，制度更新的目的也就相应地从挽救危机过渡到重塑民族之自尊。这样一种政治思维，塑造了一种倾向，即把民主融化于民族主义之中，并把民主看成民族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②b]。此种倾向始终贯穿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政治文化观的变迁过程中。至于如何通过制度更新以挽救民族危机，则出现了政治认知上的差异。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从魏源、徐继畲到洪仁玕、冯桂芬，对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度进行浪漫式的赞美以后，70年代到90年代戊戌变法时期，从郑观应、王韬到康有为、梁启超，又极力称道英国君主立宪制度。这样一种转换，实际上是显示了政治认知的对象发生了转变。对美国式民主共和制度的赞美，表现了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在转轨初期，对西学抱有浓烈的理想色彩，但对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却知之甚少。当制度革新的理念得到推广，遭到头脑顽固的保守派的抵制和普通民众的漠视以后，政治认知的对象便转向在表象上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相近的英国。可见，中国近代的制度革新意识虽然以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知作为前提，但它的成功与否要受制于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程度。特别是代表这种新型政治文化的主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往往是革新意识得以实践的先决条件。至于最终能否化为一种现实，要看新的制度能不能经受住传统的考验，能不能成为大众政治文化的价值信条。 当晚清政府日薄西山，已无从激发中国人特别是激进派的政治信心时，深受西学影响的许多人便重新思考中国的政治前途。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林林总总的西学思想通过便捷的途径从东洋输入中国。日本人的成功在许多方面刺激了中国人，于是，日本不仅成为中国接受西学的大本营，而且也是中国人认知中国政治的重要参照对象。众多译书机构翻译的大量的政法书籍，被近代学术界认为是最早向中国系统介绍西方政治学和法学的著作，“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这标志着中国借鉴西学的内容开始发生方向性的变更。当西学中的民权思想从东洋涌来的时候，激进的革命党人1905年8月在东京组建了革命性的政党“中国同盟会”，孙中山1905年11月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对三民主义的阐述，是典型的对西学进行中国化加工的结果，“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③b]。三民主义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近代的制度革新意识从政治制度本身的创新转向对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探讨，政治认知逐渐向深层推进。这一政治文化观念之所以能化为推翻清政府的力量并得到短暂的实践，足以证明社会对制度革新的认同。但是，中国政治发展中的致命缺陷，不在于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而是缺乏使制度长久贯彻下去的能力。中华民国所构建的新型制度，也因中国政治文化中腐朽因素的侵蚀而陷于瓦解。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可供制度创新的参照体系出现了混乱不堪的局面，政治文化变迁的良性轨道也被战争式的政治竞争所打破。通过西学东渐促进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逻辑线路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 政治理想的更替与兴衰 中国近代政治理想的变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更替史和兴衰史。这一方面是由于对西学的认知逐渐加深而引发的，另一方面是因中国近代政治革新的失败所导致的。这两者在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动中联为一体，促使政治理想从一种期望和信心走向一种迷惘和无奈。 中国近代政治文化之所以能够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就是因为处在传统与现代、西学与中学的交接点上。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以传统的经世致用观念解读和加工西学时，抱有极大的理想化色彩。如果说龚自珍、魏源等人还是以政治批评的形式提出一种警告和表现为一种觉醒的话，那么洋务派和郑观应、王韬、陈虬、许象枢、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就忙于政治设计了。伴随着一大批出使海外人员的回归，西学通过有血有肉的载体渗透到中国。使美赴日、游历欧西的出使人员对西方的议会制度和立宪精神赞不绝口，他们对西方政治文明的评介和引入，既包含着对一种新型政治文明的猎奇，又有一种对中国政治的反观与忧虑。如薛福成在介绍英国议会政治时，认为：“英国上下院有公、保两党，迭为进退，互相维制。公党者主因时变通，裨益公务；保党者主保守旧章，勿使损坏。两党胜负之数，视宰相为转移，……一出一入，循环无穷，而国政适以剂于平云。”[①c]这是典型的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表象化赞赏，同时也折射出当时一大批受西学感染的中国人，在追寻中国发展的政治模式时，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性质，这种取向基本上是以西学为判定轴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