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教育影响知识分子思想结构建构、思维模式定型、政治道路选择和文化心理取向。清末教育制度由传统向近代过渡，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转型奠定了基础。所受教育的差异导致知识分子走进不同的群体。一类知识分子接受正规化传统教育与非正规化西学教育，继续走科举致仕道路，依附皇权与官僚体制，遂主张君主立宪；对西学摄取缺乏深度，对传统文化批判缺乏力度。另一类知识分子则接受非正规化传统教育与正规化西学教育，传统经学意识淡漠，科举废后更中断与封建政权间的联系，因此主张反满革命；对西方文化认识深刻，对传统文化批判亦能深入，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教育变革促进了知识分子的转型，但变革的不彻底也制约了知识分子完成领导中国社会全面变革的历史重任。 19世纪末，中国陷入了民族危机与西方文化挑战的双重困境，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结构中最敏感的阶层率先觉醒，开始接触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并随着近代教育制度的改革，自觉接受全新的西学教育，彻底更新知识结构与思维模式。甲午战后，知识分子群体登上政治舞台，先后发动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并开始了自身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期间，教育一直是促进与制约知识分子发展的重要背景因素。因此，本文将着重考察教育对维新派、革命派和新文化派三大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的影响，从而从深隐层面揭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转型的艰难历程。 就知识社会学的界定而言，知识分子是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并以生产和传播知识为谋生手段，承担文化延续责任，同时又较具历史使命感的社会阶层。所以，接受教育是成为知识分子的首要条件，教育方式与内容则对知识分子思想结构的建构、思维模式的定型及文化心理取向起着关键作用，不同的文化教育决定了知识分子异质的文化认同，导致了不同群体的生成。 中国是一个文化持续发展的文明古国，知识分子历来承担文化延续与发展的神圣使命，“为往圣继绝学”，传承和宏扬着传统文化。历代统治者则借助于文化教育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而笼络与依靠垄断精神财富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与官僚阶层相互沟通成为封建统治机器中的关键系统，科举制度更确定了知识分子官僚化的程度与程序。文化教育遂成为官方政治与道德教化的手段。教育功能与机制的政治化倾向导致“学而优则仕”成为中国世代相因的教育精神，而且也决定了教育内容的严重偏废，局限于礼教、伦理、行为规范和皇朝政教的灌输。充满政治与道德气息的儒家文化培养了一代代知识分子为封建统治效力。鸦片战争后至19世纪末，中国教育制度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儒学思想一直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因而培育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属于传统型的群体，这显然与近代社会对变革人才的需求产生严重矛盾。 在近代中国，传统社会发生动荡与变迁，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教育也必须因应新的时代和社会人才需求而发生演变。列强侵略所引发的社会危机迫使部分经世派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儒学的局限，逐渐把眼光转向西学，从而由“师夷长技”进至“中体西用”的引进模式，先进士大夫开始调适与修补儒学体系，移植西方先进的军事与生产技术，同时维护传统儒学。及至本世纪初，教育制度与内容发生根本变革，新式学堂的兴办，留学生的大量派遣，青年学生直接学习西方文化，儒学遭到普遍冷落。这一巨变直接改变着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政治偏向与人格心态，从而成为近代新式知识分子各种群体形成的根本前提。由此可见，处在社会剧烈变动中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教育呈现了由旧式向新式转换的过渡形态，从而使近代知识分子接受了中西文化的混和教育。由于所受教育的差异，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因而形成不同的群体，从戊戌至辛亥再至“五四”，三大知识分子群体所受的教育既表现出同时代的多元化与不同时代的多变性，又具有兼容并蓄、新旧杂糅的特征，一部分人受过旧式经学教育，而后接受非正规化西学的再教育；另一部人则受旧式启蒙教育，再接受正规化西方教育。这两种不同的教育造成了知识分子受教育内容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也造成了他们思维方式、思想内容及政治取向的根本不同，从而导致知识分子走进不同的群体。 戊戌维新群体基本由经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构成。是时，科举制度仍是选拔官吏的基本方式，科举致仕的道路继续为知识分子所认同。虽然有少数先进分子强烈批判科举制度，但并未对其造成严重破坏，因而知识分子自启蒙期至青年时代都接受传统经学的正规化教育。康有为、章太炎、谭嗣同等可为代表，他们自幼接受儒家启蒙教育。康有为6岁即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文章，后师承于岭南著名理学大师朱次琦，崇奉今文经学，章太炎9岁开始接受传统教育，专治汉字、音韵学，亦作八股文章，29岁师从清代汉学大家俞樾，信奉古文经学。这与传统知识分子并无质的区别。他们与经世派士大夫具有共同的学识，相似的品格。传统教育对知识分子结构与质素的生成具有极大的影响机制。 首先，传统教育制约着知识分子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最初构架。青少年时期人们对各种思想观念的吸摄力与反馈力最为强烈，由此而逐步生成的思想观念往往成为其一生思想发展的原点与内核，制约甚至规定着未来发展的进程与方向。康、梁、谭、章等长期接受严格、正规和系统的经学教育，因而虽然后来对西学产生不同程度的认同，却因传统教育上师承关系（谭嗣同师承欧阳中鹄），接受了不同经学流派的思想观念，对他们日后思想发展的导向产生强烈影响，甚至对他们的政治取向和学术道路构成一定的制衡因素。如朱次琦强调儒学中“道德——政治”和“经世致用”思想，康有为深受影响，一生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救世意识，投身政治活动。他还把学术上的今古文之争引入政治思想领域，用传统经学论辩方式来批判传统思想，试图把今文经学与西学熔于一炉，建立维新变法理论架构。然而，古、今文经学不过是儒学体系内的不同流派，不管士大夫崇信何种流派，他们都是儒学的皈依者，因而传统思想在他们青少年时代留下了深刻印迹，使他们在接受西学时依恋传统。对西学不甚了了的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既有减少社会心理阻力的考虑，也有在传统中寻求依据与答案的目的。梁启超亦如此，专门写《古议院考》等文章，力图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相吻合，以求融汇中西，纵贯古今，以西学修补儒学，又以儒学包容西学，以建构中国变法理论和方案。章太炎虽然后来由维新转向革命，但他也未摆脱这窠臼，如《訄书》（重订本）等仍采用以古证今的手法来宣传排满革命主张。由此，他们的学说出现了悖论：其目的是让人们接受西方民主思想以求变法，而实际上恰恰阻碍了人们对西方民主思想的正确认识与吸收，也制约了其自身对西方民主真谛的理解与把握。这显然与他们早期过多地吮吸传统文化素养密切相关，而且这种影响已深入思想深层。当青年时期领悟力较强时，外来思想的冲击力大于内在传统思想的抵拒力.他们可以成为社会思潮的先导，而至晚年，隐现于思想深处的传统因素又活跃起来，成为抗拒社会变迁的心理障碍，导致政治上趋于顽固保守，出现传统思想回归的趋向，结果成了时代的落伍者。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政治生涯与思想演变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传统经学教育是旧式知识分子思想观念转型艰难的重要诱发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