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史研究

——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

作 者:

作者简介:
焦润明,历史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邮编:110036。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辑刊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6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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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所谓民族主义,就是民族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民族本位主义,它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的内容不尽相同,具有两重性。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在中华民族固有生存方式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作为一种救亡图存的思想工具而被提倡和认同的。它在救亡图存、恢复民族的自尊自信以及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等方面,都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一、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思想根源

      1.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在中华民族固有生存方式受到严重威胁的状态下产生的,它离不开当时特定的国情和社会历史条件。

      首先,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和压迫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是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屡屡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面临着文化生存意义上之“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危机意识日深一日。然而,基于生存理性思考而产生的危机意识成为全民族共同的心理感受,还是自甲午战争中国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引起的。甲午战败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救死不遑的紧迫感和再难立足于世界的耻辱感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心头。强烈的亡国忧患已成为当时思想家们共同的心理感受,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中国最紧迫的任务。

      其次,各国亡国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流传,强烈地刺激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近代爱国者从本民族的现实处境出发,都特别关注世界各国亡国惨史的研究和介绍,力图以此为鉴,告诫国人,激发人们的救亡意识。他们大声疾呼中国“正处在东狼西虎,南弓北矢的时代,正是千钧一发、呼吸存亡”的时刻,中国应奋起自强,否则,恐怕数十年后将步埃及、波兰、印度、朝鲜亡国的后尘,“有人抹着泪眼儿替中国编亡国史”〔1〕。 总之,各国亡国史的介绍不仅加深了中国人的危机意识,而且还对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起到了强烈的催化作用。

      复次,对近代国际关系的深刻认识以及救亡图存的需要,是促使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直接原因。近代思想家普遍地认识到近代世界已进入到帝国主义时代,“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2〕。“危乎,危乎,今日之时代, 帝国主义最发达之时代也”〔3〕。而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强权主义,就是侵略主义, 就是强盗主义〔4〕。既然帝国主义列强的本性若此, 然而不幸的是中国“适当此磐涡之中心点”,已成为列强竞争的中心,中国若想生存,只有兴起民族主义,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梁启超就认为“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唯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非合吾民族全体之能力,必无从抵制也”〔5〕。 杨笃生也说,“帝国主义实以民族主义为根柢”,“故欲横遏此帝国主义之潮流者,非以民族主义,筑坚墉以捍之,则如泛挑梗于洪涛之上而已矣”〔6〕。 邓实更认为:“非以我国民族主义之雄风盛潮,必不能扼其民族帝国主义之横风逆潮也”〔7〕。显然,近代爱国者从祖国存亡现实需要出发, 普遍认识到民族主义作为救亡图存思想武器的重要性,而这一思想恰恰是在爱国者们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忧患中,在对近代世界格局的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

      2.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还有着深厚的理论背景。其理论直接来源于中国固有的华夷观,间接地吸收了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思想。

      首先,固有的华夷观念成为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排满革命“光复旧物”思想,就直接来源于传统的“华夷之辨”或“攘夷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总章》中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古典式的民族口号就直接仿效于朱元璋的讨元檄文,而其渊源于中国传统的“春秋大义”。此外,陈天华的“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8〕的呐喊, 无不渗透着传统的华夷思想。应当看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类的排满革命口号,无论充满了怎样的种族主义气息,有着怎样的历史局限性,然而,把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引伸到驱逐异族、恢复中华这一民族主义主题上来,在当年确曾起到了发动民众革命的巨大作用。

      其次,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吸收了西方的进化论学说。例如,严复就曾创造性地吸收了进化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两个基本观点,将其改造成为“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的自强保种的民族主义思想。梁启超明确指出进化论“此义一明,于是人人不敢不自勉为强者,为优者,然后可以立于此物竞天择之界”〔9〕。总之,近代思想家们吸收了西方近代论中的合理内核, 把它变成了倡导民族自强自立、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理论武器。

      复次,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吸收了西方启蒙时代的自由平等学说。近代思想家们普遍地把自由平等学说看成是“民族主义之原动力”,认定近代的中国尚处于争民族自由的时代,他们认为,自由平等不仅是18、19世纪欧美诸国的立国之本,而且也是近代中国争取国家自由平等的思想武器。欧洲启蒙时代的天赋人权思想,特别是卢梭的主权在民自由平等学说,本是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其目的是使人民从封建制度的人身束缚中解放出来。然而,这一理论在近代中国却具有了双重意义,变成了中华民族向帝国主义列强争取国家平等自由独立的思想武器。

      此外,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还借鉴并吸收了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理论。 伯伦知理(Bluntschili)关于民族建国及国家主权说的理论;洛克关于各民族都有“至尊不息”的“自卫权”,有权“以强力对付强力”的理论;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东西”,独立自由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荣誉”的观点,都由于符合中华民族反抗异族压迫、寻求独立富强的时代要求而成为宣传、介绍和吸收的内容,被作为抵抗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武器而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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