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城市文化近代化的历程问题，是学术界颇为重视的一大课题。本文作者对中国城市文化近代化的多重路径作了十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与西欧诸国通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实现城市文化转型的内生型近代化模式不同，中国城市文化近代化的路径不仅扭曲，而且多重和复杂。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没有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直到晚清，城市也没有完成从单一的政治或商业功能型向复合的工业、商业功能型的转变。因此城市文化的近代转型主要是在外力的推引下，通过通商、建租界、传教等途径输入外来文化而进行的。另一方面，中国城市自身在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并不是完全被动和无所作为的，一些商业性城市（如上海、天津、汉口）不仅相当主动地接纳外来资本主义文化，而且对自身文化进行新的调适，不少前近代文化因素成功地完成了由传统到近代的嬗变。中国城市文化近代化因此出现内外双向作用，传统与近代相互交叉，城市与乡村互为影响的复杂格局。 一、从西方到东方：欧风东渐对城市文化近代化的带动 欧风东渐对中国城市文化近代化的影响首先而且主要表现在一批通商口岸城市和外国设有租界的城市里。据统计，至清末先后有104 个城市被迫和自行开放为通商口岸，有上海、厦门、广州、天津、汉口、镇江、烟台、杭州、苏州、重庆、福州等12个城市设有外国租界。这些城市直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通过贸易、设厂，引进西方先进的现代城市设施和市政管理制度，使其由中世纪的封建市镇迅速过渡到拥有声光电化、马路汽车、洋楼花园的近代化城市。在具体的文化领域，欧风东渐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几乎所有近代城市文化样式都是由西方传入的，近代报刊、电影、广播、话剧、大众娱乐等无不如此。如报纸，中国虽然早就有邸报，但那只是刊载皇帝诏书、官府文书，限于官僚系统传阅的一种官方文件，与近代商业性大众传播媒介相去甚远，“从新闻来说，它是最不中用的新闻纸，里头只是政府认为对自己有益，应发表给士绅和官僚阶级看的一些奏议和皇帝的杰作罢了”〔1〕。 作为一种非官方的，以传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为旨趣的商业性报纸出现在中国城市，首先是西方传教士马礼逊等人于19世纪下半叶在香港、澳门、广州等通商口岸城市创办的。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申报》，便是由英国人美查（E·Major）于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办的。 截止戊戌变法前夕，中国城市报刊仍以外人办者居多，据1894年耶稣调查统计，中国共有中外文报刊76种，“十之六系教会报”〔2〕。电影， 作为工业社会典型的文化形式更是西方舶来品。1896年8月11日， 上海徐园内“又一村”放映了法国电影，当时人称之为“西洋影戏”。1898年美国汤默斯·爱迪生公司曾派出摄影师来上海拍摄了《上海警察》、《上海街景》，1909年美国电影商人宾杰门·布拉斯基在上海创办了亚细亚影戏公司。话剧和其他大众娱乐文化也由西方殖民主义者传入。中国城市传统的娱乐文化带有家庭性、自娱性、非商业化特征，而近代城市大众娱乐文化则具有商业性、集团化的特点，上述电影、话剧作为一种娱乐文化就带有这种特点，另如赛马、回力球、跑狗等博彩性大众娱乐，其集团规模化与商业消费性特点就更明显。这些娱乐样式无疑也是典型的西方城市文化样式，清末也相继传入香港、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3〕。 近代西方城市文化自西徂东传入中国城市呈现某种阶梯性特点。较大、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城市先期接受后再向次一级口岸城市作二次传播，最后辐射到广大的内地边远城市。这种阶梯性传播过程，使西方城市文化不断得到消化、变形，最后嬗变成可为中国城市市民接受的城市文化品种。如上海，既是接受西方文化的桥头堡，又是消化融合中西城市文化的大熔炉，其在欧风东渐过程中充当了二传手角色，不仅内地，即是一些通商口岸城市如厦门、天津、汉口等也往往藉其获得西方先进城市文化。如厦门，直至民初的《海关十年报告》都经常说到：“上海成为‘文化首府’的趋势不断加强，象厦门这样的城市已更多地依赖上海的出版物。”〔4〕“正如上一个10年报告所说， 上海仍然是中国文化中心。厦门的阅读材料来自上海，包括杂志、期刊和学校课本”〔5〕。由上海传入其他城市的西方城市文化往往都非西方文化的原型，已经是经过消化了的即中即西非中非西的中西杂交物。如民初由上海传入汉口的话剧，从形式到内容，便融进了中国传统戏剧的不少要素，已改称为“新剧”。 欧风东渐对中国城市文化近代化的带动具有整体性效应，就物质文化层面而言，西方先进的城市物质文明和城市管理制度，不仅使中国近代城市的外在文化景观和市政基础设施有了本质改观，更重要的是使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发生根本性变化。如绝大多数市民摒弃“奇技淫巧”传统观念而对西方先进城市物质文明表示认同：“西域移来不夜城，自来火较月光明。居人不信金吾禁，路上徘徊听五更”〔6〕；“香尘油壁合从容，底事驰驱振辔冲。寄语行人须仔细，车如流水马如龙”〔7〕；“错怪平空碎玉壶，潇潇洒遍费工夫。 夕阳通照香车过，路上红尘半点无”〔8〕。 这些竹枝词以赞美的笔触表示出对煤气灯、马车、洒水车等的由衷欣羡。在租界严格、合理、高效的市政管理示范和影响下，不少城市的华界也仿照西人建立市政工程局，制订市政管理章程，不仅街道变得整洁，而且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养成。上海、天津、汉口的城市市民在市民规约中，不仅禁烟、禁娼妓、禁乞丐，禁聚赌、酗酒、斗殴，而且禁随意堆倒垃圾、便溺，甚至禁止骑马在街道飞跑等，从这些规章制度中我们不难看到受西方租界规约影响的痕迹。新的生活方式除了物质层次外，还波及到更广泛文化观念领域，如汉口居民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奉天主教……大不以为异也”，“星期日多赴各会堂做礼拜”，“欧风东渐，自由结婚目为文明”〔9〕。 上海市民在接受西方城市合理、严格的管理方式，养成文明卫生习惯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懂得了市民对城市应有的义务观念，由此推衍为广泛的政治民主意识的觉醒，在近代中国城市系统中较早形成了与封建政权相抗衡的“公民社会”雏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