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主义，或称文化保守主义和国粹主义，是近代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思潮，也是近代中国文化冲突过程中，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一种最初的本能反应模式。在文化传统主义者看来，中国文化优于他种文化，近代文化的进化必须以传统为本位，因而它排斥或轻视西方文化，具有一种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在近代中国的不同时期，文化传统主义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对这一文化思潮进行系统的剖析，对在新的条件下借鉴和继承文化传统，建构中国新文化具有现实意义。 一 近代中国的文化传统主义思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其内容也不尽相同。近代之初，文化传统主义者表现为极端的文化保守、顽固的特征，否定对西方文化的任何接纳，顽固地坚持文化本位的立场。近代后期，文化传统主义则表现为一种国粹主义思潮，一种复古的倾向。这种国粹主义与近代之初的顽固派的区别在于，它承认西方文化在物质层面上有可取性，但完全否认西方文化在制度、特别是道德精神方面的价值，认为中国文化在精神、道德诸方面是绝对优于西方文化的。 近代之初的文化传统主义者，是政治上极端守旧的封建顽固派的文化代表。当鸦片战争的炮火带着西方文化冲开天朝的大门时，中国的士大夫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眼看世界”的反应，他们从天朝的梦幻中惊醒，走上向西方学习、融会中西的道路。另一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反应：继续沉溺于天朝梦幻之中，仍以为西方列强不过是古代“蛮夷”，条约一签订，“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1〕。他们对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文化、 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近代之初的文化传统主义者反对学习西方文化，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保守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因为这些人多系朝廷重臣，他们耽心欧风美雨会冲击其地位。便更深层的原因却在于他们的文化本位的价值取向。所以他们不愿承认在中国文化之外还有先进的文化，抱定中国文化是永恒的观念而不改变，并认为中国文化不必作任何形式的改革。因此，文化传统主义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文化上的自我中心意识。文化传统主义者认为，中国的文化是声被四海、“海外诸国，皆奉正朔”的文化。所以，他们对传统中国文化，特别是对封建的纲常名教，表现出一种绝对的崇拜与维护的态度。 文化传统主义者的这种文化价值上的自我中心论，乃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之深层结构使然。每当外来文化渗入之时，这种文化心态便自然流露出来。还在明清之际，面对西学东渐之情形，中国的士大夫就表现出这种态度，“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是野蛮人，而且是看作没有理性的动物。”〔2〕鸦片战争后的文化传统主义者的文化自我中心论，亦是这种视他人为蛮夷、唯我独尊心态的延续。由于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这种文化自我中心意识表现得尤其强烈。近代史上围绕引进西学而爆发的几次论争，就集中表现了文化传统主义者的文化自我中心意识。例如，在同文馆之争中，以倭仁为代表的文化传统主义者，在对同文馆进行攻讦时，便是从传统的“内圣外王”观念出发，认为“读书之人，讲明礼义，或可维修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夷不止。”〔3〕确信传统文化的正宗地位， 忧惧学习西方将导致“用夷变夏”，这也是文化传统主义者的共同忧虑。另一位保守的士大夫亦有类似议论：“近日学西方者，多糟粕程朱，粃糠孔孟，赞美夷人，以为事事胜于中国，用夷变夏， 即可自强，此大误也。……则强弱之势愈悬，猾夏之祸愈烈，不数十年，衣冠礼义之邦，将成兽蹄鸟迹之区，此鄙人所大惧也。”〔4〕为了贬低西方文化，他们还极力强调“文崇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今求一一技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数术之士。古今未闻有恃术数而起衰振弱者”〔5〕。显而易见，这些文化传统主义者之反对西方文化， 不过是古代“夷夏之辨”的重复和扩大而已。 70年代以后，围绕着练兵、制器和造船修铁路，文化传统主义者又掀起了一场保卫“圣道”的鼓噪。他们所使用的武器，仍旧是“夷夏之辨”。他们指责学西法、造西器的人是“师事夷人，可耻孰是”，认为“如谓今日之变，旷古未今，岂前人已经之事皆今人所尤为，古法必不足以弭今变乎？”〔6〕对“西洋技巧文字，……似不可纷纷讲求， 致群鹜于末，而忘治道之本”〔7〕。 他们甚而以迷信为武器批评道：“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8〕 第二，极力贬低西方文化的价值。这是文化自我中心意识的必然逻辑表现，也是近代之初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显著思想特征。 文化传统主义者首先是以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为标准，贬低西方文化的价值。他们从传统的道器观、本末观出发，认为西方文化只是一种富强之术或富国之术，即所谓“西人所资以富国者，法也，术也，艺也，不足以言学也”〔9〕。这种末艺之学，自然不能与中国文化相比， 也不能成为“立国之本”。而他们所主张的：“立国之本，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未闻有恃术数而起衰振弱者。”〔10〕“天下之治乱，存乎人心，人心之邪止，存乎学术。……未有学术正而天下人心不正，人心正而天下不治者。”〔11〕显然是一种中国文化本位的表现。 文化传统主义者对西方文化价值的贬低，根源于一种无知的非理性的盲目乐观和虚骄之情。以精通传统学术而对西学无知的王闓运为例，此人竟有如此之怪论：“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船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今夷船煤火未发，则莫能行驶；炮须人运，则重不可举”，其结论是：“机器船局，效而愈拙”〔12〕。大学士倭仁则是以非理性的情绪化的方法来贬低西方文化的价值，他说：“如以天文数学必须讲求，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且夷人，吾仇也。咸丰七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领憾至今，朝廷也不得与之和平，能一日忘此仇哉？”〔13〕由仇洋而蔑视西方文化，视学习为师事“夷人”、“仇人”，乃是近代之初的文化传统主义者的普遍心态。 文化传统主义者因无知还产生出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是永恒不朽的，而西方文化则“其自毙可立待也。”他们之中有人还预言，西方人将逐渐放弃其文化而学习中国文化，被中国文化同化。他们称“目下泰西诸国皆能识华文，仿中制译读四子五经书，亟变其俗”，是西人“渐近吾礼义之称，彼自知前者之蔑伦纪，不复可以为人”〔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