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0月28至30日，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了“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联合发起，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地区及美国、日本等国家的120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90余篇。 与会者围绕“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变迁及主流文化的重建”、“教会大学与中国文化变迁”两个中心议题，从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社会转型中的历史情况，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学术、风俗等层面，讨论内容十分广泛，其中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及文化重建问题，始终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限于篇幅，本文择要加以介绍。 一、社会转型的内涵、特征与动力 如何界定社会转型，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具有什么特征，与会者进行了热烈讨论。 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指出，现在正处于两个世纪之交，就近代中国而言，跨世纪就意味着社会转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从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全面转型的发端。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则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内，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更为深刻而意义重大的转型。尽管前后两种社会转型性质不同，基础不同，环境机遇与终极目标也不相同。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应如何积极而又恰如其分地确定自己的角色，发挥自己的作用；各种社会力量又应如何积极而恰如其分地确定自己的角色，发挥自己的作用，进而促成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仍可从前人的历史经验中吸取若干有益的东西。 华中师范大学马敏对社会转型的内涵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所谓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迁。它有两层最基本的涵义：其一，社会转型是一种社会质变过程，通常要延续较长时间，是一个持续性的结构调整、变动过程。社会转型可以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但更多地则体现为社会量变的积聚过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不断的改革和调整来加以完成。其二，社会转型又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与社会发展相联系。它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其他社会结构层面的转换。转型还意味着从一种稳定结构状态向另一种稳定结构的过渡，呈现出复杂性、不稳定性和阶段性特征。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本质上就是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或转型。旧的农业宗法社会的结构与新的工业社会系统的建构构成近代社会转型的两重基本运动。近代社会的许多基本矛盾和冲突均是围绕这两重基本结构运动形成、展开，衍成多彩多姿、复杂曲折的中国现代化史。 武汉大学冯天瑜从广义的文化学角度将社会转型视作文化转型，他认为所谓“文化转型”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现代转型”则是指从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向商品经济占主导的工业社会演化的过程。在制度文化层面，这种转型表现为由静态乡村式社会转化为开放的、被种种资讯手段紧密联系起来的动态城市式社会；由同质的单一性社会转变为异质的多样性社会；礼俗社会变为法理社会；人际关系由身分演化为契约；宗法——专制政体为民主——法制政体所取代。有的与会者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提出所谓社会转型就是社会形态的更迭，人类历史上五种社会形态的转变，都具有社会转型的意义。 尽管学者们理解社会转型的角度不尽相同，但都认为社会转型具有整体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整体性和复杂性特征体现得更为明显。华中师范大学严昌洪提出，中国近代史上有三种意义的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合式的转型：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由独立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同时，封建社会在外力和内力的作用下，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传统农业社会也开始了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过渡。冯天瑜则以“外发次生型”来概括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特征，认为这种现代转型不可能是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中国现代化与内发原生型的西方国家现代化之间有着明显的“时间差”。就目前而言，中国同时面对三种转型：其一，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其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其三，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型。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动力，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应从“内源”和“外源”两方面去探求，要看到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辩证关系，但有的学者更强调“外源”因素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决定性的“启动”作用。除冯天瑜将中国近代转型归结为“外发次生型”外，马敏也认为，“西力”（即近代大工业文明）的“东渐”，构成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直接推动力和逻辑起点。不可回避也无法抗拒的“西力东渐”，以巨大的冲击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原来的发展方向，使之被迫转型，向现代工商社会过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工业化成为现代化的最本质的内容，并构成近现代社会转型的根本方向。 有的学者则较为注重从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结构和矛盾变化去认识促使近代社会发生转型的动力。上海社会科学院李华兴探讨了清末学制变革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作用。认为清末新学制的颁布，加速了封建教育的崩溃和近代教育的生长，推动了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的接轨，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清末学制无论从学校系统、课程设置及学科标准看，几乎完全仿效源自西方、以儒家思想加现代科技为模式的日本学制。尽管清朝统治集团力图将新教育纳入旧体制的轨道，然而新学制势必以它科学、民主的新质素、新成分，冲击封建主义的旧教育、旧文化、旧制度，从而引出清朝统治者无法预料的推动社会转型的变革效应。香港浸会大学李金强探讨了清季福州新式教育的建立及其影响，认为新式学堂的建立和具有西方新知的新知识群体的涌现，在沿海地区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