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黎元洪同为民初重要政治人物，了解他们之间的交往情况，对于深入认识章、黎各自的思想与品格，及民初社会、政治状况，或不无裨益。 一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章太炎时在日本，阅报“知鄂军都督为黎元洪”〔1〕。这是章太炎第一次提及黎元洪的名字。本年11月， 章返国抵沪。12月1日，章在上海《民国日报》刊登《宣言》九则， 认为宜承认湖北军政府为临时中央政府，其首领应称元帅，而此职惟“初起倡义者黎公”可担任〔2〕，对黎表示了极高的赞许与信任。 1912年7月24日，章太炎由京南下抵汉，转天即去谒见黎元洪。 这是章、黎的第一次会面，黎的仪表与言行均给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后章描述道：“黎公年四十九，体干肥硕，言词简明。……其所着西装制服，以粗夏布为之。自大都督以至州县科员，皆用支薪二十元。……以项城（按：指袁世凯）之雄略，黄陂（按：指黎元洪）之果毅，左提右挈，中国宜无灭亡之道”〔3〕。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黎元洪的嘉许， 末句则誉扬有加。基于对黎如此良好的印象，章在武昌期间请黎任统一党名誉总理，黎则回报之以共和党理事。 1913年3月，宋案发生，章对袁世凯的幻想开始破灭，5月，章赴武昌，再谒黎元洪。此时，章太炎天真地认为，袁因宋案和善后借款已“大失民望”，在本年将举行的正式总统选举中已不可能当选，“今时有声望者，首推黎氏，……可作共和国总统”〔4〕， 对黎元洪抱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 在章太炎盘桓武昌期间，黎元洪为表示对其学术和人品的敬重，特书“东南朴学”横轴一幅赠章〔5〕。此后， 这幅横轴长期悬挂于章宅墙上，这既反映出章对自身学术的踌躇满志，更表现了对黎知遇之恩的感念。 二 1913年8月，章入京，旋被袁世凯软禁于共和党总部；同年12月， 黎亦在袁的胁迫下进京，困居于中南海瀛台。 黎入京后，虽亦如袁世凯笼中之鸟，但对章的处境始终关注，并尽力给予帮助。黎进京后不久，即召经常随侍章左右的吴宗慈到瀛台，商议安慰章太炎的办法。黎表示，章如欲“在京为何事，经费可负责”。当得知章太炎想建一“考文苑”，进行编辑字典等工作时，黎即去向袁世凯疏通。袁答应拨15万元作为开办经费，章则“坚持非七十五万元不可”，并坚持“必须设机关办实事”。袁不允，此事遂罢，黎“徒为扼腕”。〔6〕 1914年1月，章太炎大闹总统府后，被袁世凯软禁起来，至5月，章绝食，以死与袁抗争。黎时此颇为关切，极力向袁“调解”〔7〕。 袁亦恐章真的病饿而死，在其授意下，京师总监吴炳湘将章从龙泉寺接至其亲信医官徐某家中“疗养”〔8〕。后又经黎元洪从中疏通， 袁允章自行租房居住。7月24日，章迁新居，当日即致书其婿， 告之此次变动，从向袁疏通到筹划款项，遣人奔走，均为黎从中“主张”、“调护”，各事“皆由黎公处间接成之”〔9〕，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916年6月初，袁亡，黎继任总统。12日，黎在甫任总统。 政事纷繁的情况下，亲访章太炎，晤谈达两个多小时〔10〕。黎恭敬地向章询以“大计”，章告以“去小人”、“大开党禁以广言路”二策，又“泛论国势人材及去取听宜者”。对章之所见，黎均表“深服”〔11〕。此外，章还向黎表示了“乡思甚切”，准备归隐家乡的意愿，黎当即表示“将以蒲轮送回”〔12〕，当月25日，章离京南归，黎“遣一卫官护行”〔13〕。 三 1917年春，府院矛盾由于对德绝交和参战问题变得日益尖锐起来。3月4日，黎拒绝在国务总理段祺瑞致国会的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段即以辞职相要挟，当天离京赴津，府院冲突骤然激化。身居上海，但心系北京政局，心系黎元洪一身的章太炎，即于3月5日与谭人凤联名致电西南各省督军，为黎争取支持，电称：“内阁以去就相要，元首孤危，祸机迫近。……诸公藩翰西南，干城是职，惟愿戮力一心，嘉猷入告，使黄陂外得援助，则争去者不能要挟，而黩武之祸自纾”〔14〕。3月6日，章又与谭联名致电段祺瑞，晓以加入协约之弊，劝导段“屏绝莠言，光辅元首”〔15〕。同日，章还与谭致电黎元洪，鼓励其要“始终坚定”〔16〕。但黎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多少硬度，还是先作了让步，段遂回京复职。 此后，府院冲突再次加剧，黎免段职，段则赴津策动督军团驱黎，势成僵局。于是，黎请张勋北上“调停”，又在张诱迫下解散国会，大错铸成。7月1日，复辟闹剧开演，黎避入日本使馆。消息传到上海，孙中山立即召集章太炎、唐绍仪、程璧光等在寓所会商。孙中山提出在南方组织护法临时政府，章立即表示，可请海军总长程璧光派军舰迎黎南下，“不然，南方无主，何以自立？”〔17〕在章的心目中，黎元洪远比孙中山高明和重要，黎不南来，南方就“无主”，就不能“自立”。章且认为，孙中山“初以失位觖望，闻中央有变，辄喜，故与余辈异情”〔18〕，以深怀成见之心，度孙中山“天下为公”之腹，暴露出其思想的偏狭。当程璧光告之，秦皇岛泊有两舰可以迎黎后，章即拟电稿致日本驻华公使，请其护送黎元洪至军舰。第二天日公使回电，“辞以难”〔19〕。章见迎黎无望，只得随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 章虽身随孙中山南下护法，心却仍系在北方的黎元洪身上。同年9月，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孙中山为大元帅，章为秘书长。章劝告孙中山应“遥戴黎公，以存国统”〔20〕，并在其代拟的《大元帅就职宣言》中，借孙中山之口，不时对黎加以美化、抬高〔21〕。而且，章在该年11月7日的一则通电中，竟称护法运动是“以黎公复职为宗旨”， 如此则“名义至顺”〔22〕。在章太炎那里，“护法”无异为“护黎”了，拥黎之心，实也太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