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梁启超和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交往频繁。梁袁关系的变化与近代重大事件相联系。本文系统地论述了维新运动时期、辛亥革命前、民国初年、护国战争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梁袁关系。分析了梁袁关系变化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并对两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活动作了评价。 关键词 梁启超 袁世凯 梁袁关系 共和政体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他在戊戌变法时期崭露头角，以后活跃于历史舞台达三十年之久。三十年中，他积极参与了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过不同的作用。袁世凯是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从1895年小站练兵到1905年编成北洋新军六镇七万余人。以及于此同时的政治，经济权势的急剧膨胀，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此后北洋军阀统治中国达十六年之久。梁、袁都是近代史上影响极大的人物。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交往频繁。从1895年到1916年的二十年时间里，他们时而结怨，时而言和。既有表面上的合作，又充满着矛盾与斗争。梁袁关系的变化影响到中国的政局。研究两人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他们的政治活动，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梁启超与北洋军阀的关系。 一 1895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爱国志士，发动了“公车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次上书推动了维新运动的高涨。 面对日益发展的维新运动，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帝党与后党的尖锐矛盾。袁世凯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他依靠的人物如荣禄、奕劻之流，都是后党官僚。所以，他反对变法运动是必然。但是，在当时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他持两面态度：一方面积极投靠封建顽固派，另一方面在表面上装出十分赞成维新变法的样子，取得维新派的信任。 1895年8月，袁世凯在北京加入了康有为、梁启超创办的强学会。并且自愿捐款五百金。他不时去探访康有为、梁启超，“饮酒商谈”，大讲练兵变法，还称康有为为大哥，表示亲热。〔1〕并常常以他在朝鲜战场与日本人打过仗和甲午战争一度主张对日本强硬为资本。自我吹嘘，骗取了维新派的信任。当时“人皆喜聆其言论，目为一世之雄。”〔2〕 1898年夏，变法运动达到了高潮。从6月11日到9月21日，维新派通过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诏令，史称“百日维新”。在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与维新派虚与委蛇。他出卖维新人士，向荣禄告密，导致变法失败的卑鄙可耻行为。已为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 袁世凯插足维新运动，又以血腥的叛卖手段，博得了西太后的赏识，换取了功名富贵。荣禄为他增兵两千酬功，使袁的兵力至此达到九千三百人。大大地增加了争逐实力。1899年，他又以“才堪大用”被提升为山东巡抚。1901年，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此飞黄腾达起来。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成为清政府的通缉犯。经过这次事变，梁启超终于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后来在日本时，他写的《戊戌政变记》中说：“袁之为人机诈反覆，深知皇上无权，且大变将兴。皇上将不能自保，故虽受皇上不次拔擢之大恩，终不肯为皇上之用。且与贼臣之逆谍。卖主以自保，而大变遂成干具手矣。”〔3〕梁启超这段评论是很正确的。 二 1905年，清政府迫于国内外形势压力，派出了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第二年返国后，他们暗请“宪政专家”梁启超代他们起草了一份宪政考察报告。以五大臣名义呈送清廷。这是清王朝伪立宪的开始。1906年9月，清廷上谕预备立宪，先更定官制。1908年， 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立宪期九年。国内立宪派纷纷组织团体，起来请愿。清廷伪立宪运动搞得极为热闹。 梁启超对清王朝立宪政治感到十分兴奋，认为自己多年梦寐以求的改良主义理想就要实现了。他说：“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书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4〕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他们组织政党。“以督促之、推进之。”〔5〕1907年， 梁启超在东京成立政闻社。以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等为政纲。第二年，政闻社本部迁上海。政闻社在国内的活动首先是参与国会请愿活动。在1908年各省签名请愿高潮中。政闻社向宪政编查馆发了请愿电，要求“期以三年召集国会。”激怒了清政府。7月， 在袁世凯等人敦促下，清廷下令查禁政闻社。梁启超曾力谋挽救。但当查禁上谕发布后，他只好放弃这一切努力。顺从地解散了政闻社。“事既至此，除形式上之解散外，更无别法。”〔6〕直到辛亥革命后， 他才看清这次伪立宪的真面目。“夫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此前清之所以崩颓也。”〔7〕 政闻社解散后，梁启超及其同党的活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排袁；一是争开党禁，即争取清政府明令赦还康、梁，显然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如不排除袁世凯，康、梁自然是无法重返国内政坛。旧仇新怨，使得梁启超欲除袁而后快。随着袁世凯势力的膨胀，清廷也感到袁世凯的威胁，1909年清政府将袁“开缺回籍”了。梁启超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给肃王善耆写了一封长信，字里行间，洋溢着无限欢快：“昨日东报，见京电，知元恶已去，人心大快。监国英断，使人感泣，从此天地昭苏，国家前途希望似海矣！”他要求清廷向中外明确宣布袁世凯的罪状：“甲午之年，酿成战祸；戊戌时期，包藏祸心；离间宫廷。”庚子之时，镇压义和团不力，造成“乘舆播迁，赔款出积。”〔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