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理学深刻地影响了康有为的思想发展。康有为秉承岭南理学的传统，对理学及其演变过程作过系统的探究。理学对康有为思想的意义，主要通过康氏的早期著作，在万木草堂的教育活动以及他对“四书”的注解表现出来。他的“四书”注表明了将维新思想和大同学说与传统理学相融合的努力。在与理学学派的关系方面，康有为对程朱和陆王均有所褒贬，但较为亲近程朱。 〔关键词〕 康有为 理学 程朱学派 陆王学派 改制理论与大同学说 康有为曾一再指出，自刘歆篡伪“圣经”，淆乱“圣学”之后，学者“咸奉伪经为圣法”，“二千年皆为歆学”。〔1〕这就将影响中国思想文化达数百年之久的宋明理学置于“伪学”之列。他的一些贬斥理学的言论散见于其众著述之中。但对理学表示轻蔑，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摆脱理学。康有为思想学术体系中的理学因素，实际上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研究者们长期被康有为思想体系的主要基础今文经学所吸引，康有为与理学的关系尚缺乏必要的研讨。一些论著在涉及这一问题时往往据梁启超所著《康有为传》中所谓康氏“独好陆王”的论断立论，将康有为与理学的关系锁定在陆王心学对其思想的影响这一范围，从而失之偏颇。本文将对康有为与理学的关系重作探究，以对康有为的思想演变获得进一步认识。 一 理学在清代的命运，与宋明时期不能相比，但它毕竟还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深刻地渗透在中国思想学术和教育之中。理学在康有为早年所受教育中的地位，以及岭南理学的特点对他的影响，是应当首先加以关注的问题。 康有为曾向人们炫耀他出自一个理学世家。其《自编年谱》云，高祖康辉“与冯潜斋郎中为友，讲理学。”曾祖康健昌则“受家学，严气正性……尤笃守吕新吾《呻吟语》、刘念台《人谱》、陈榕门《五种遗规》之学。”祖父康赞修“传何朴园员外之学，而潜斋先生三传弟子。”他自己则八岁起随康赞修生活，“饮食教诲，耳提面命，皆大父为之。”〔2〕又云，康赞修少时即“好读《近思录》、《小学》、 《人谱》、《五种遗规》，”“及冠，从何朴园先生学焉，”并与理学家朱次琦常相切磋，“所造日邃”。康有为指出清代岭南理学发展的一条线索是：“冯潜斋先生崛起于岭表，远宗朱子，近守稼书仪封之学，宾与荣禄公为学侣，修而明之。一传为孝子劳义（莪野）先生，再传为员外郎何朴园先生。”〔3〕这就在康辉——康健昌——康赞修的家学传承之外，又提出冯承修（潜斋）——劳潼（莪野）——何文绮（朴园）——康赞修这一理学传授系统。这样，康赞修便兼挑祖传家学和岭南理学之正传，而自幼随侍康赞修的康有为，自然秉受极深的理学渊源。这是康有为表明他的家世与所谓“正学”关系密切的一种方式，也体现了他青少年时代的家庭文化氛围，对他早年思想及一生的学术，不能不产生影响。 上述理学传授系统的每一位学者均崇奉程朱理学。冯承修（字潜斋，1702～1796）在乾嘉汉学的颠峰时期“潜心于宋五子之学，教人必先以《小学》、《近思录》为标准。”乾隆二十年（1755年）出掌广州粤秀书院，作《粤秀学约》，倡言“欲求正学，必宗孔孟。欲宗孔孟，必从周程张朱。舍孔孟而言学者非正学也，舍周程张朱而言孔孟者非真孔孟也。”〔4〕 其弟子劳潼（字莪野，1733～1801）青年时代即潜心理学，其学“大抵远则宗仰程朱，近则服膺陆清献。”〔5〕何文绮（朴园）继承劳潼之衣钵，“潜心正学，于先儒性理诸书皆能融会贯通，”“尝谓义理至宋儒讲究已极详密，故生平于先儒之书，沈潜玩索。”〔6〕直接而系统地向康有为传授理学的是岭南理学名家朱次琦。 朱次琦的理学亦以程朱为宗，而排拒陆王心学。康有为说朱次琦“鉴明末乾嘉之弊，恶王学之猖狂，汉学之琐碎，专尚践履，兼讲世用。”〔7〕他19岁（1877年）时始从朱次琦学，为其渊博深湛的学术所摄服，每日“未明而起，夜分乃寝，日读宋儒书及经说、小学、史学、掌故词章，兼综而并骛。”〔8〕 在求学于朱次琦门下的几年中，《朱子语类》、《朱子大全》、《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权威理学著作，是康有为经常披阅钻研的案头读本。在辞别朱次琦的礼山草堂后，康有为仍将对程朱理学的研究作为日常功课之一。故而朱次琦的理学对康有为的影响，并不限于康氏求学时代。 理学世家后代和岭南理学大师门生这种出身，不可能不对康有为一生的思想学术发生长久的作用。康有为后来的言行证明他是旧文化的一个叛逆，理学包括程朱学派在内无疑是他要摧陷廓清的对象。但是实际结果往往并不符合主观构想，而且下文还要谈到，康有为从未表示要彻底否定理学。 强调康有为早年所受教育中程朱理学的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康有为要追随的排斥其他思潮流派而全然回归程朱理学的思想趋势。在陆王心学、清代汉学、经世之学相继风行的背景下兴起的岭南理学，不免多少为这些思潮所波及。例如，康有为家学累世授读的启蒙读物，除朱熹的《小学》、《近思录》等外，还有刘宗周的《人谱》，而刘宗周则是明代阳明心学的殿军。在这里，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岭南地方学术思想的影响。 在明代，创开心学之宗风的是广东的陈献章（白沙），弟子湛若水（甘泉）当时与王阳明齐名。白沙、甘泉之学受到岭南历代儒者的尊崇。康有为指出：“吾粤僻处海滨，与中原文献不接，当乾嘉时，而吾粤犹传白沙先生学风。”〔9〕白沙、 甘泉的影响力在上述岭南理学的传承中清晰可见。冯承修虽以“濂洛关闽为依归”，但他在《粤秀学约》中说，“天下无不晓事之圣贤，亦无止识一经之圣贤。识以吾心之义理，古今之事变，皆具于载籍之中，倘见闻不广，则无以极吾心之知识而应事接物，处置是非必纷纭舛错。”这段话意在劝谕士子增广见闻，研读载籍，正是朱子“即物穷理”的思路，但他也没有否定作为心学基本范畴的“吾心之知识”、“吾心之义理”。强调将穷理求知与心中之理相结合，显示了试图和会程朱、陆王的思想特征。后人对他有“近承白沙，远宗鹿洞”的评论。〔10〕劳潼在论及理学中程朱与陆王之歧见时说：“愚以为今当勿论其宗派，但观其实行何如耳。”他提倡“切已体认，躬行心得”之学风。〔11〕带有明显的心学色彩。何文绮在掌教羊城书院时，“粹然师范，不为高言阔论，惟使学者于伦常日用，随处体认天理。”〔12〕这正是湛若水心学的主要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