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身为湖南巡抚的吴大澂自动请缨，率湘军赴前线杀敌，结果在海城会战中失利，被清廷革职查办。关于吴大澂的评价，历来存有争议，多数人说他是想“拜相封侯”的投机分子，是贪生怕死的逃将，是卖国求荣的历史罪人。笔者认为，这些评价均有失偏颇，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吴大澂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恢复其爱国官员的应有形象。 关键词 甲午战争 海城会战 爱国官员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突然炮击中国海军舰船，悍然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被迫于8月1日正式对日宣战。这时正在湖南巡抚任上的吴大澂，虽年逾花甲，但仍以极大的爱国热忱，两次上疏，请求率湘军赴朝作战。8月19日，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 称许“该抚自请带兵助战，奋勇可嘉，著照所请，即行带勇北上。”吴大澂接旨后，于8月底离湘赴沪，从海路抵达山东威海。 不久奉调山海关，负责京、津、榆防务。1895年1月27日，清廷电旨吴大澂， 命其率二十余营湘军，“即日拔队出关，分起进发，会合宋庆等军，相机进剿。”2月11日，吴大澂进至位于辽河下游的田庄台镇。 随即发起对盘踞于海城的日军第三师团的围攻，结果未能攻克。2月27日， 清军再次攻打海城。这时，日军第五师团从岫岩出发，绕过大高岭，攻占辽阳东南40公里的吉洞峪。清廷急令长顺、依克唐阿率吉奉两军回援辽阳，海城之围遂解。困守海城的日军第三师团乘机北上，并与第五师团会合一处，于3月2日间道奔袭牛庄。湘军魏光焘、李光久率部由海城后撤回援，双方激战一昼夜，清军终因寡不敌众而溃败。牛庄的失陷，导致了清军的全面崩溃，营口、田庄台相继不守，吴大澂，宋庆率残部退守双台子、石山一带。3月17日，吴大澂被清廷革职议处。 吴大澂兵败革职后，被一片谩骂声所包围。有的指责说辽河东岸溃败，“全坏于吴清帅（吴大澂，字清卿，故称）一人。”有的诬称他自动请缨到前线杀敌，是怀有拜相封侯的利己动机。有的说他只会吹牛皮、说大话，是“未经战阵，以虚骄之气，作夸大之词”的空谈家。有的说他战前慷慨激昂，临战胆小如鼠，是“弃冠脱剑”的逃将。也有的埋怨他“既无宏济艰难之才，自不合奋投笔请缨之志。”还有的把他同李鸿章、叶志超等人划为一类，斥之为“卖国求荣的衣冠禽兽”。这些讥讽和指责，如果是出于对吴大澂这个败军之将的一时义愤，尚情有可原，若是用来对他一生的功过进行评价，则难免陷入偏狭。毋庸置疑，海城、牛庄之败，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吴大澂是难辞其咎的，但把战败的责任全推到他一个人身上，也是不公平的。笔者认为，吴大澂一生中有功有过，功大于过。其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总体上是好的，对国家和民族是有贡献的。因此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地、客观地、公正地评价他的功过是非，恢复其爱国官员的应有形象。 （一）吴大澂本是一个文官，甲午中日开战之际，在处于大后方的湖南任职，既无带兵打仗之责，又无守边保土之任，为什么放着清福不享，舍易就难，主动请缨，慷慨从戎，甘冒矢石呢？他这样做是被封侯拜相的利己动机所驱使，还是为保卫祖国的历史责任所感召？这是评价吴大澂时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 在吴大澂请缨赴难的当初，清廷的一些官员就存有微词，私下议论说他得到了一块刻有“度辽将军”字样的古印，自以为是万里封侯的吉兆，因此才积极请求率湘军出关作战。后来诗人黄遵宪根据这一传说，曾在《度辽将军歌》中着力进行渲染：“闻鸡夜半投袂起，檄告东人我来矣。此行领取万户侯，岂谓区区不余畀。将军慷慨来度辽，挥鞭跃马夸人豪。平时搜集得汉印，今作将印悬在腰……”〔1〕在黄遵宪的笔下，吴大澂以“度辽将军”自比，完全是不可一世的野心家。但文学终究是文学，史实毕竟是史实。我认为，吴大澂在历史上是否得过“度辽将军”古印，什么时候得到古印，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无须考证，也无须争论，重要的是说吴大澂从一开始就想当度辽将军，因而才主动请战，这是与事实相悖的。首先，吴大澂请求出兵之日，甲午陆战仍局限在朝鲜境内，黄海海战尚未发生，所以他几次上书朝廷，均是请求带兵从海路入朝助战，并无“度辽”之说。其次，吴大澂北上的第一站是山东威海，被李鸿章委派襄助山东半岛的防务。后来清军在平壤战役中溃败，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失利，战火燃烧到中国境内，安东（今丹东）、凤城相继失陷，辽沈动摇，京畿吃紧，清廷才将他从山东调到山海关，以军务帮办的身份，负责京、津、榆一线防务，也未让他立即赴辽参战。第三，吴大澂驻榆期间，屡屡上奏朝廷，表示要以山海关防务为己任，“断不使倭兵越关一步”。清廷也曾电谕：“该抚当此重任，务宜督率将士勤加侦探，昼夜严防。”第四，直到日军相继占领辽南军事重镇金州、旅顺、海城，辽河下游防务告急，守将宋庆电请朝廷派兵增援，朝廷才命吴大澂率军出关作战，而此时距他请缨赴难已有近半年。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所谓吴大澂想当“度辽将军”的说法，缺乏事实根据，很可能是当时一些人穿凿附会出来的。那末，吴大澂请缨赴难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清末经学大师俞樾在他撰写的《前湖南巡抚吴君墓志铭》中说：“愤外侮之侵陵，感中国之积弱，抚膺太息，毅然请缨，诚古人臣急病让夷之义也。”〔2〕我认为俞樾的看法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吴大澂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大义凛然，他的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及行为，不仅反映在甲午战争主动要求抗日上，而且在他以往的仕宦生涯中也有足够的证明。1880年，吴大澂被清政府任命为吉林督办，协助吉林将军铭安办理宁古塔、三姓、珲春等地的防务。其时，中俄东段边界从乌苏里江口到图们江口千余里，仅设立8块木制界牌， 边境管理十分混乱，沙俄乘机蚕食了大片中国领土。为改变这种有边无防的局面，吴大澂一面加强武备，移民实边，一面轻骑简从，深入山林，寻觅界址。他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基础上，多次上书朝廷，建议派员与俄方交涉，重勘边界。后来吴大澂与俄方经过艰苦谈判，签订了《中俄珲春东界约》，收复了黑顶子等部分被沙俄侵占的领土；将士字牌向东南移了五公里；纠正了错立或被沙俄私移的界牌；争得了中国船只出入图们江口的权利。他还在中俄交界的长岭子竖起一根铜柱，亲自刻下“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十四个大字，以表达其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正在吉林督办防务的吴大澂闻讯后，心中十分焦急，几次上奏朝廷，建议派大军进行抗击，并自请率吉林练军3000人赴滇桂抗敌。吉军入关后，因中法战争结束，清廷任命他为北洋会办大臣，留驻昌黎、乐亭、芦台一带，负责京东沿海防务。1884年，日本乘中国忙于处理中法战争善后事宜之机，在朝鲜策划了“甲申政变”，并派人赴朝会谈，密谋控制朝鲜。清廷派吴大澂入朝查办。日使井上馨傲慢无礼，根本不把中国使臣放在眼里。是日，吴大澂带亲兵数十名，直闯谈判会场，仗剑而立，怒目逼视。井上馨惊慌失措，半天才嗫嚅道：“今天本大使与朝鲜政府议事，贵大臣忽来此地，有何干涉？”吴大澂义正辞严道：“使者奉命来朝查办事件，与政府自有应议之事。”当时站在旁边的德人穆林德插言指责吴大澂，吴大澂厉声斥道：“你是何人，干你何事？”穆林德面红耳赤，唯唯而退。吴大澂此举，捍卫了祖国的尊严，同时迫使日本政府放弃许多无理要求，把索赔款由原来的30万元，减为11万元。1887年，吴大澂调任广东巡抚。时值清政府准备与葡萄牙政府签订割让澳门条约。他坚决反对，并多次上奏，请求暂缓订约，或竟作罢论。同时，亲自到澳门附近香山七村及诸岛屿进行勘察，并与葡萄牙殖民当局进行交涉，强烈抗议其强占中国领土的侵略行径。随后他将调查情况上报朝廷，建议先与葡国勘定澳门界址，后与之谈判订约。因昏愦的清政府签约心切，这些正确建议未被采纳。吴大澂虽未能阻止《中葡澳门通商条约》的签订，但在条约中却明确写上了“澳门界址待勘明再定”的条款，从而使葡萄牙侵占香山七村及附近岛屿合法化的图谋未能得逞，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作出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