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文章将曾国藩的家教观，放到历代儒家推崇备至的“修”、“齐”、“治”、“平”这一传统经义信条中加以考察，分析其“修身之道”，“齐家之道”和“治平之道”。认为曾国藩一生虽致力于“匡时救世”、“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但家书中出现的“不当官”、“不从军”、“做读书明理之君子”等教诫，是不得已而为之，有他的难言之隐，且含有韬光养晦、洁身自保之意。 一 “治平之道”与“修身之道”、“齐家之道”都是曾国藩家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揆诸史籍，曾国藩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内造就出来的出色人物的典型代表。综观他的一生，从理学家到洋务派，从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到封疆大吏、名将名相，由治学、修身转而治军、治国，从头到尾走完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过程。他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传承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他那尽忠报国的思想很浓，但身家之私、明哲保家的观念亦极强。他不仅自己完全按照儒家“修”、“齐”、“治”、“平”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并把它贯串于整个家教之中，要求儿孙也照他这么做，甚至要求儿孙比他做得更好。 因此，研究曾国藩的家教观，就应该采用儒家推崇备至的“修”、“齐”、“治”、“平”这一传统经义和人生信条，析成“修身之道”、“齐家之道”、“治平之道”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和论议。只有这样，对曾氏家教观的研究才会深刻一些，分析才会透彻一些，得出的结论才会符合曾氏本意一些！ 曾国藩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看得很重，“修身之道”、“齐家之道”和“治平之道”都成了曾氏家教观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鉴于此，我撰就的《论曾国藩的“修身之道”》一文业已发表，《论曾国藩的“齐家之道”》一文参加了前不久在双峰召开的曾国藩学术研讨会作为交流论文，本文仅就曾国藩的“治平之道”作一些研究和探讨。 二 曾国藩是如何看待“治平”与“修身”、“齐家”之间的关系的 既然曾国藩十分看重“修”、“齐”、“治”、“平”这套儒家经义和人生信条，而且把它作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和进行家庭教育的最高准则，那末他对儒家经义这几个部分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看待的呢？本来，注重个人修身，注重家庭的社会价值，宣扬修身、齐家与治国的一致性和联系性，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从儒家经典来看，《大学》早已有“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数语。在这里， 几个“而后”已经把其中几个部分的相互关系和联系交代得清清楚楚。可是，自宋明以来，有些正统儒家持有片面观点，把本来属于有机整体的儒家经义的各个部分人为地分割开来，片面强调某个部分特别重要，没有把这中间的相互关系摆正、摆平。这样一来，“修身”、“齐家”就缺乏远大目标，“治国”、“平天下”就缺乏基础和前提条件。其结果，什么“匡时救世”，什么“肩任天下大事”，都将成为一句空话。 曾国藩凭着自己的丰富知识和经验阅历，对《大学》上阐明的“修”、“齐”、“治”、“平”的思想心领神会。他清醒地懂得，只有人人依据儒家经义注重“自身修养”，才能把一个个家庭治理好；只有把一个个家庭治理好了，才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好；只有国家治理好了，才能达到天下太平。因此，在他看来，若要“治国平天下”，首先必须“齐家”；若要“齐家”，首先必须“诚意修身”。这就告诉人们：“修身”是曾氏家教观的基础，“齐家”是家教观的核心，“治国平天下”是家教观的根本目的。如就整体而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曾国藩家教观的组成部分，三者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密不可分的。 三 曾国藩一生并没打算只做一个饱学宿儒之士，他勤奋于学是为了“学以致用”，是为了“明道”和“救世” 我国古代的政治家的治国思想是异常丰富的。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说过：“若论伦理和治国之术”，他们中国人在世界各国中，“不仅资格最老，而且应居首位。”这话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为了建立一个统一、巩固的封建帝国，为了自己的国家能长治久安，历代思想家、政治家们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治乱得失之理，研究修、齐、治平之道，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以贻后人。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是从属于他那个阶级的政治需要，是和他的政治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曾国藩拥护清王朝，是由于清政府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同曾国藩本人及其家庭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特别是就他个人来说，则尤为幸运，其科考之顺利，升迁之迅速，地位之显要，都是当时一般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望尘莫及的，这更使得他对满清王朝感激涕零，立志要为清王朝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因此，曾国藩虽毕生勤奋于学，但压根儿并没打算只做一个饱学宿儒之士，而是胸怀“匡时救世”、“肩任天下大事”的远大志向，胸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所以说，传统儒家普遍认定的最高境界“治平之道”，既是曾国藩执着追求的最高目标，而且也是曾国藩家教观的最终目的。 从父祖辈对他的教育和影响来看：曾氏先祖虽有过粗识文字的人，但并无人参加过科举考试。曾国藩祖父曾玉屏决心让自己的子孙上学读书，猎取功名，故教督其长子曾麟书，“穷年磨厉，期于有成”；但曾麟书很笨，“应小试者十七役”，直到43岁上才考取一个秀才，仅比儿子曾国藩早一年入了县学。曾麟书自知才拙，无望仕进，遂“发愤教督诸子”〔2〕，对儿子“晨夕讲授指划，耳提不达则再诏之， 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把光大门第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3〕。曾国藩还曾经回忆说， 他祖父还经常教训自己，“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4〕。 就是说，无论是为民（在下）、为官（在上）都应有所作为。可见他的父亲和祖辈就不想停留在只做一个饱学宿儒之士这一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