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ngJian's polititcal pursuits included three aspects:p-romoting political improvements to make his countryprosperous and powerful;carrying out reform gradually;maintaining politi-cal stablity There were three motivations for these pursuits:the inspiration of patriotism,the drive of economic interests an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relations.The cornerstone of Zhang's program was a constitu tional monarchy,which was undoubted-ly an improvement,and therefore accorded with the demands of the times.However,Zhang could not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his class status,his knowledge and his personality,so his pol-itical in clination tended to be conservative and moderate. 张謇诚然是公认的中国近代一位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但众所周知，他同时也是近代一位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张謇的主要事业是办实业和兴教育，然而他却非常强调处理好政治、教育、实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所谓“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1〕。 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前后，以张謇为代表的江浙资产阶级立宪派十分活跃，对晚清政局的演变具有重要影响。 一 张謇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就是求祖国之富强。在他看来，欲达富强之目的，处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唯有对外力御强敌，对内改良政治，振兴经济，发展教育。如此，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前途。 光绪五年（1879年），年方26岁的张謇在替别人草拟的奏疏中大发宏论，希望清廷切实加强战备，以御外侮：“即如今日诸夷逼处，环伺耽耽，恫喝要求，累岁相望。其宜战而不宜和，无智愚皆知之。而我中国握重兵而负夙望，始终坚持议战者，惟左宗棠一人。其余则或以书生谈兵，而无以征信于天下”，“兵凶战危，亘古无万全之策，而胜败之理，一决于气之盛衰”〔2〕。光绪八年（1882年）， 张謇作为吴长庆的主要幕僚随军赴朝鲜，处置“壬午兵变”，应付由于日军入朝造成的紧张局势。他不但参与了这次行动的全过程，而且撰写了《乘时规复流虬策》、《朝鲜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尽管这些文章的基调未能摆脱封建上国思想的框框，但确反映出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日本发动侵略的警惕性。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又在朝鲜策划了“甲申政变”，当时已返回故里的张謇对边疆危机仍极为关注，他“愤中国之不振”，为挽回颓势屡有建议。他告诫驻朝将帅“不可再赔兵费于日，更蹈从前覆辙”〔3〕，又代拟“条陈朝鲜事宜”， 指出“中国以朝鲜为门户，朝鲜亦倚中国为长城”，“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利害相因，大权一失，实祸随之”，要求朝廷“时时有必战之心，事事图能战之实”〔4〕。为抵御法军北犯，张謇还亲身投入备战工作， 参与了筹办当地滨海渔团，草拟了《渔团章程》。前线传来谅山大捷的消息，张謇兴奋异常，认为“此宜足禁持和之口”〔5〕。 十年后，张謇预言“以中国为其演试军事之地”的日本终于发动了甲午战争。时值张謇金榜折桂，授职翰林院，遂“极力主战”，成为帝党中的重要决策人物。他指斥李鸿章主和误国，请求“另简重臣，以战求和”〔6〕。后因守制南归，在家乡举办团防， 当获悉屈辱已极的马关和议内容时，张謇愤激不已，大声疾呼：“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7〕！为挽救时局，以图振作， 他代张之洞起草《条陈立国自强疏》，阐明救亡主张，要求加强国防，广开新学，提倡商务，讲求工艺，出洋考察。 当时张謇勾画的自强之策，还没有超出洋务派的思想范畴，于政治改革几乎没有提及。然而对腐朽龌龊的封建官场，张謇是厌恶的，面对“风气日坏，朝政益不可问”的局面，他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9〕。不愿为官，并非不关心政治， 而是鄙薄腐烂透顶的官场，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如何使濒临绝境的封建政治得到改良呢？在列强瓜分狂潮的刺激下，在维新派“民权”思想的影响下，张謇提出了“去官毒”的主张。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十日（1897年9月6日），张謇致书《时务报》主持者汪康年：“走以为所恶于君权者，官毒之害也。欲保君权，须先去官毒；官毒不藉君权不横，而二事实不相关”〔10〕。这不仅是对官僚政治（即“官毒”）的抨击，同时也点明了“官毒”与“君权”的密切联系（即“官毒不藉君权不横”）。虽然此论的前题在于“保君权”，又特别申明官毒、君权“二事实不相关”，但毕竟反映出他对“君权”存在某种程度的不满。 维新运动的兴起激起了张謇重登政治舞台的热情，他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六日（1898年5月6日）到达北京。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即诏定国是，宣布变法。而张謇只提出过一些温和的经济改革主张，对政治变革则持消极态度。他与翁同和的共同看法是虽“法刓必变”，但“有可变者，有竭天下贤智之力而不能变者矣”〔11〕。他们的改革指导思想与康、梁全面变革的计划显然并不合拍。后来，张謇曾这样追述与维新派的关系：“余与康梁是群非党，康梁计划举动，无一毫相干者”〔12〕，这是符合实际的。当变法障碍重重，局势日益险恶时，张謇于六月三日（7月21日， 即翁同和革职归里半个多月后）请假南归，离开了京城湍急的政治漩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