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从事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走上了探索社会主义（非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孙中山探索社会主义，固然与他当时受到西方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有关〔1〕，但同时亦与他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中国古代大同理想的影响有关。本文拟就此作初步的探讨。 在中国古代，为了改变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一些仁人志士曾经上下求索过。但当他们无法找到改变现实的正确途径时，他们就只有凭空想象，对未来社会寄托幻想，幻想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美好与理想的世界。为追求这个美好与理想的世界，在中国古代就产生了大同理想。西汉初年，人们就假托孔子之口，抒发了著名的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因为此说托名孔子，所以在以后的思想界影响极大。人们不仅将它作为抨击封建专制的依据，而且亦作为幻想未来社会的模式。到了中国近代，由于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尤其仍受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所以大同理想仍然吸引和影响着人们，人们也同样将它作为幻想未来社会的模式。孙中山亦不例外。孙中山当时目睹到封建“暴君专制之毒”，感到“刻骨难忍”，指出当时中国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3〕。这使他不得不向往中国古代所谓的“大同世界”。早在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前，孙中山就“主张为‘大同主义’，……亦即‘世界大同主义’也”〔4〕。到了1924年3月9 日孙中山在民权主义演讲中仍然指出：“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5〕总之，专制主义压迫的现实使孙中山十分向往中国古代所谓的“大同世界”。 但是，十九世界末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受大同理想的影响，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上仍然占有相当大的市场。虽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早已跨入了近代社会的门槛，西学亦早已在中国社会上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但经过了千百年长期积淀而成为一定心理定势的中国传统文化到此时却仍然在社会上占有较大的市场。而孙中山正好出生在这个传统文化氛围里，并且在这个文化氛围里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他虽然受过欧风美雨的洗礼，是一个“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近代“先进的中国人”〔6〕，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因为效法西方而步入民族自卑甚至崇洋媚外的歧途，并没有因为“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而象当时中国某些留学生那样“不研究中国历史风俗民情，奉欧美为至上”〔7〕；相反，孙中山在强调取法于西方文明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要适合中国的国情，对西学不采取盲目崇拜的态度。他对此说道：“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所以中国“不能完全仿效欧美”，“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8〕。孙中山强调要适合中国的国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而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9〕，是“世界之诸民族”的共同走向〔10〕。所以，他主张继承这一思想。总之，当孙中山“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上仍然顽强地产生着影响，也对孙中山产生了影响，并使他吸收了其中的大同理想等因素。 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又直接地影响着孙中山探索社会主义。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论证。 一、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使孙中山对欧美的社会主义怀有亲切感，从而有助于他向往与欢迎欧美的社会主义，并走上了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美社会革命运动逐渐兴起。正如1905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所指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11〕而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学说更受到欧美各国人民的欢迎。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欧美诸国广泛流行，而一些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诸如法国路易·勃朗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拉萨尔的社会主义，俄国的民粹主义和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美国亨利·乔治的单一税社会主义，等等，也在欧美社会占有一定的市场。孙中山对欧美这些社会主义“诸家学说”持同情与欢迎的立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位与时俱进的伟大民主革命家，而且还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对欧美的社会主义学说怀有一种亲切感。在孙中山看来，“欧西”“社会主义之学说”是“均产”或“平均社会生计”的一种理论〔12〕，而这种理论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出现过：“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13〕。如中国古代的“大同主义”就与现在欧美的“社会主义”很有相通之处，甚至可以说，“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就是欧美现在所谓的“共产主义”〔14〕。总之，在孙中山看来，“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15〕。正因为这样，所以孙中山对欧美日益盛行的社会主义学说并不感到陌生，相反却怀有一种亲切感，这有助于他向往与欢迎欧美的社会主义。正如1903年12月17日他在《复某友人函》中所云：“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16〕孙中山在此基础上走上了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毫无疑问，他是一个顺应时代潮流的伟大民主革命家。 二、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使孙中山更容易接受倡导“公有”的国家社会主义学说，并将“土地公有”与“资本公有”当成他的社会主义之真髓。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在从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中已经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种种弊病，诸如“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贫富两极分化，少数大资本家操纵国家政权，政治腐败散漫，等等〔17〕，于是开始对“公有制”表示向往与欢迎。而与此同时他又受了中国古代大同理想的影响。他多次指出：“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18〕这促使他在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更容易接受倡导“公有”的国家社会主义学说。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指出：“准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即为国有，国为民国，国有何异于民有！ ” 〔19〕“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20〕孙中山主张“土地公有”与“资本公有”，并将此纳入了他的社会主义范畴，“当成‘社会主义之真髓’，其中实现土地公有的手段‘平均地权’”，当成他的社会主义之政策。他说道：“我国今日而言社会主义，主张土地公有，则规定地价及征收地价税之二法，实为社会主义之政策”；同时“社会主义之政策”还有“‘节制私人资本’以逐渐实现”“资本公有”〔21〕。虽然孙中山将“国有”、“公有”与“民有”这三者混成了一团，他并不知道，只有当国家政权被劳动人民所掌握，成为无产阶级政权时，“国有”才能成为“民有”、“公有”；但是，他当时能公开地提倡“公有”，主张实行“公有”的“国家社会主义，这无疑又是进步的，有助于当时的人们去追求一个合理与公正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