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近世中国“文化重演”现象的三方面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着重论述了梁启超以欧洲文艺复兴为参照系,以其所提供的“文化重演律”的“正、反、合”来体认、并进行中国近代文化的“托古改制”、“崇儒更化”;并对此进行了实质分析与评论。 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一再昭示:从较长时段观察,文化的演变往往并非直线式推进,而是呈螺旋状的“回复”与“重演”,出现类似动物个体生命中“返祖现象”,即通过重演祖先某些性状来实现个体生命的前进运动。中国古代哲人常以“反本”、“复性”、“复其初”、“复如归”一类文句概括这种现象。他们的见解富于睿智,却又未脱循环论窠臼。近代梁启超承袭先哲智慧,又有新的识见,这尤其表现在他对近世中国累累发生的“文化重演”现象,有着富于创意的诠释。 一 学术文化在从先秦以迄明清的古代中国一再发生“重演”、“返祖”现象,可以用农业一宗法社会发展的迟缓性和重复性作部分解释。时至清末明初,即19—20世纪之交,社会变革急骤,知识分子已开始将西方近代思潮提供的价值系统纳入文化内核,中华元典精神不再是唯一的思想支柱。如梁启超有“卢孟高文我本师”的声明,把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视作自己的精神导师。但是即使在这种时候,士子精英仍然要不断回溯元典,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文化先祖,其个中因由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文化传统悠久的国度,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情绪深切的民族,这种民族情绪不是种族主义的,而是文化主义的。因此,这是用“寻根”的方式,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以激发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唤起爱国主义热忱的有力方法。这便是章太炎所说: 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1〕 章氏还列举可以“激动种性”的三种文化内容:(一)语言文字;(二)典章制度;(三)人物事迹。正是从“激动种性”的目的出发,清末民初先进的中国人在译介西学的同时,又倾力于中华古文化的阐扬。当时有人用诗赋式的语言歌咏“中国魂兮归来”: 于是上九天下九渊,旁求泰东西国民之粹,囊之以归,化分吾旧质,而更铸吾新质。吾使孔子司炉,墨子司炭,老子司机,风后力牧执大革,运气以皷之,而黄帝视其成。彩烟直上,纠蟠空际,天花下降,白鹤飞来,而国民乃昭然其如苏,呆然其如隔世,一跃而起,率黄族以与他种战。国旗翻翻,黄龙飞舞,石破天惊,云陲海立,则新灵魂出现而中国强矣。(《国民新灵魂》) 可见,中国古典文化与西学同样被近代先进士子视作铸造国民新灵魂的精粹材料。这是他们不忌讳“文化返祖”的原因之一。 第二,清末民初西学大量涌入,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国人缺乏承受力。在这种情势下,那些致力于介绍西学的知识分子便引经据典,倡言“西学源于中学说”,以缓和国粹气浓厚的人们对外来文化的抵制心理。 “西学中源说”滥觞于清初。〔2〕其时,经由来自南欧的耶稣会士介绍,西学(主要是西方科技)开始为部分中国士大夫所认识,同时也引起保守分子的攻击与排斥。值此之际,有人倡言西学并不怪诞可怖,因为“西学源于中学”。这些人论证,东西学术颇有相似之点,如欧洲的代数、几何与中国古算学别无二致;囿于华夏优胜的观念,他们便断言西学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如康熙帝即认定,耶稣会士带来的学术“源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3〕一些士大夫纷纷附和之,如沈大成说:“天圆地亦圆之说,见于《大戴礼》。天形楕即王蕃鸟卵之说,见于晋《天文志》。三角之算法,本夏禹之勾股,见于《九章》,皆吾儒之法也”〔4〕。“西学中源说”一时成为热门话题。时至近代,当先进的中国士子向西方寻求真理时,抵制西学的社会思潮比清初更加强烈。这些先进士子出于认识的限制,并受到清初以来思维定势的影响,同时亦从斗争策略考虑,均大力宣扬“西学中源说”。如邹伯奇引经据典,论证“西学出于墨子”〔5〕,倡西方科技源于中国说。以后,徐继畲、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又论证西方政治学说(如议院制)也来源于中国的“三代遗风”。如王韬说:“中国天下之宗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并声称“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弢园文录外编·原学》)。 “西学中源说”显然失之牵强,严复曾著《救亡决论》,揭示此说的荒唐。然而,“西学中源说”在当时解除中国人学习西学的顾虑方面还是颇有助益的:既然西学来源于中学,是中国古已有之、后被外人承袭发挥的,那么“礼失而求诸野”便是完全正当、一点也不失体面的事情。这以郑观应的言论最有代表性。他在劝导那些疑忌西学的人们时指出: 不知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运以精心,持以定力,造诣精深,渊于莫测。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者,此其时也。(《盛世危言·西学》) 郑观应还专门论证,议院精义中国古已有之,但后来真正实行却是西方人: 盖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故夫子谓:人情者圣人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此其说谁能行之,其惟泰西之议院。(《盛世危言·议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