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关系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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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长来,历史学硕士,现为上海市闸北区教育学院讲师。邮编:200070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辑刊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6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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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洋教斗争(亦称教案)与义和团运动是什么关系?不少论者认为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并以1898年10月赵三多率众攻打红桃园教堂作为划分两者区别的标志。理由是:一,赵三多领导的反洋教斗争第一次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二,这次斗争是以义和拳名义发动的第一次反教斗争;三,义和团直接参加了反对八国联军侵华的战争等等。笔者不敢苟同上述观点,认为两者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一次大教案。本文试对此作一初步探讨,以助于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

      一、“扶清灭洋”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一贯指导思想,并非义和团运动所特有。

      为说明这一问题,笔者对近代反洋教斗争(包括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或目的做了详细的统计,结果发现:

      第一,近代反教者的“灭洋”思想是一贯到底的。他们所说的“灭洋”,就是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试图把一切洋人都赶出中国。揆诸史实可以看出,反教者的这一思想是建立在人们对外国侵略和洋教认识的基础之上,是人们的忧患意识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化。而这种民族危机使得中国自上到下弥漫着忧患意识。特别突出的表现是人们对基督教入侵的焦虑和不安。早在19世纪60年代,人们就认识到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是为了刺探情报,收买人心,以图侵略中国。如侍讲学士殷兆镛称:“传教一节,大率惑世诬民,隐蓄其志。……彼知舆地广轮之数,山川扼塞之形,兵卫之强弱,壤地之肥瘠,到处广结豪侠,赈恤贫穷,广为收拾人心计”〔1〕。 李东沅也认为:“传教则并欲夺中国人之心”〔2〕。王炳燮更是一针见血:“一入其教,则人心但知有教主, 不知有国法矣”〔3〕!这必然动摇中国的“帮本”〔4〕,是“祸中国也”〔5〕。然而当时绝大多数的反洋教揭帖, 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对外人传教活动的愤怒,而是进一步追寻民族危机的根源,遂将教会活动同鸦片战争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活动联系在一起。因此,许多揭帖表达了一种基本相同的认识:西方国家以武力为后盾的“通商”与“传教”,是“欺蔽中华”的基本手段和中国社会苦难的主要原因。以这种认识为基础,反教揭帖中形成了“摈洋”、“防洋”、“讨洋”、“辟洋”、“荡洋”、“平夷”等朴素的反侵略观念,也就是我们所论的“灭洋”。可见,人们一开始便把反教与“灭洋”结合在一起。

      中法战争的爆发,使近代民众进一步认识到洋教的侵略性。所以,人们把反洋教与反对法国的侵略视为一体。在南方,1885年各地发布的反教告白,多将法国侵略中国属国或疆土一项列入,并痛斥教民的策反活动。如《芜湖合邑同人告白》称:“闻闽江战争,皆因教民暗通消息,私济运粮,为法贼内应,以致我国大败”〔6〕。在湖南, 有一篇以越南官员黎忠、莫贰两人的名义发布的《越南陪臣贡言》,则是以现身说法,就越南遭受法人侵略以至灭亡,及其与传教的关系,沉痛地向中国官民说明,并提出忠告:“敬劝中华,快防猪鬼。……鬼贼一到,畔主降彼。鬼贼外攻,里则叫(教)匪,一国作乱,四邻多垒,险遭不测,至今追悔”〔7〕。在北方,1888年, 山东兖州士民反教揭帖中大肆歌颂抗法名将,盛称刘永福的骁勇善战,协助越南抗击法国,中外共仰,并称道冯子材、苏元春能相互配合,大败法军,最后号召大家“驱逐洋教,以靖外忧”〔8〕。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人们内心的悲愤急剧增长,因而把反洋教同反瓜分结合起来。四川省《余栋臣告示》:“今洋人者,……奸淫我妇女,侮慢我朝廷,把持我官府,占据我都城,巧取我银钱;……焚我清宫,灭我属国,既占上海,又割台湾,胶州强立埠镇,国土意欲瓜分”〔9〕。 余氏的另一篇文告则列出了外国教会势力的八大罪状,号召人们奋起灭教,为国家雪耻复仇。到义和团运动时期,驱教灭洋的词句屡见不鲜,在此不赘。

      总之,从反洋教斗争到义和团运动,驱教灭洋始终是并行不悖的。所以,认为那种把反洋教斗争划分为驱教阶段、驱教灭洋相结合阶段的观点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

      第二,近代反教者的“扶清”思想也是始终如一的。所谓“清”指的是国家、皇帝、朝廷。“扶清”是指忠君报国。纵观反教者所提出的口号可以看出,他们一直没有觉悟到应该自己起来反抗外国势力及其清王朝,相反大都以“清”的忠民自居。1851年松江反教告白称:反教者是“大清忠义百胜”〔10〕。《湖南逐异类公呈》说:反教者“心存君国”〔11〕。南阳反教者自称“大清良民”〔12〕。周汉反教时表示:“甘断头而作大清忠义之魂”〔13〕。诸如此类的内容举不胜举。义和团运动时期,义和团仍说:“义和团民是忠臣”〔14〕。正因为此,反教者扶保清王朝的宗旨在近代不会有什么变化。如反教者的目的开始时是为“国家太平”、“为皇上出气”、“为皇上雪耻”。尔后,“为皇上守土”,“慰先皇在天之灵”,“扫除邪教保清朝”的词句俯首可见。就是义和团反教,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扶保大清不坏”、“出力于国家而安社稷”等等。这说明从反洋教斗争到义和团运动过程中“扶清”的观念是一致的。

      第三,反教者另一突出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传统的封建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反教者的这一思想在近代变化不大。19世纪60—80年代,反教者为了保卫“孔孟之道”,极力斥责洋教“不敬天地,不礼神明,不奉祖先”〔15〕;“无天、无圣、无父、无祖宗, ……乃无人道”〔16〕;强烈谴责教会“男女混杂”、“紊乱伦常”、“教士开堂传教, 男女并收”、“即招引其夫,必牵诱其妇”〔17〕;竭力攻击教堂“锢蔽幼童”,“夭札婴孩”。后随着传教士入华的激增,教会势力的扩大,他们保卫“圣教圣道”的口号喊得更加响亮。“为圣贤卫道”、“为正道固藩”、“使天下纲纪振,天下之义气伸,圣教晦而复明”〔18〕等等。义和团运动时期,尽管人们攻击教会多偏向列举外人侵略的史实,但保卫传统文化的内容仍然可见。比如义和团反教告白中充斥着“天主教、耶稣教不遵佛法,欺天灭圣”〔19〕、“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20〕,攻击“天主、耶稣……忘却人伦”、“大悖圣教”〔21〕,“女无节义男无贤”〔22〕等内容。这与前期反教揭帖相比较,两者无论是词句和内容上都没有明显的区别,说明反教者的这种思想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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