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整合维新运动的最后努力

作 者:

作者简介:
郝晏荣 河北社科院哲学所

原文出处:
河北学刊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6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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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于戊戌变法关键时刻的《劝学篇》,是张之洞表达个人政治、文化观念的代表作。后人多从消极、负面的角度看待此书与戊戌变法的关系,有人称此书是“洋务派反对维新派的宣言书”〔1〕, 有人称此书是张之洞“抵制维新思想的有力武器,是戊戌变法时期的一股逆流”〔2〕。实际上,这些评价既不符合张之洞对待戊戌变法的基本态度, 也误解了“劝学篇”的主旨。笔者认为,张之洞写作的《劝学篇》既非简单反对维新运动,也非简单支持维新运动,而是表达了一种企图整合维新变法运动的立场。

      一

      从封疆两广之始,张之洞就成为继曾、李之后推行主持自强运动的代表人物,甲午战败之后,张之洞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湖北和全国的改革,是支持维新运动最有力的地方督抚、此后,康有为、梁启超踏上政治舞台,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坚力量。对于康、梁等人的维新活动,张之洞是全力支持的;维新派在北京、上海创办强学会,他都解囊相助;对于维新派的《时务报》,因其宣传变法、介绍西学,常载慷慨激烈之言论,张之洞公开表彰,称其“识见远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士气”,是中国“第一有益之报”,他札饬两湖大小衙门、书院,都要以公费购读〔3〕。对于康有为,张之洞顷心相交, 尽管他不喜欢康所热衷的“孔子改制”的说法,但对于变法维新,却与康有为“达成协议”〔4〕,并“驿通朝政”,“引为声援”〔5〕;1895年11月,张之洞置理两江总督,康有为来到南京,在督署住了二十多天,张之洞与他“隔日张宴,申旦高谈”,大有英雄识英雄之慨。对于宣传维新、鼓吹启蒙最力的梁启超,张之洞也特别关照;1897年1月, 梁启超在汉口停留,时值张之洞侄儿娶亲,“贺客盈门”,之洞撇下诸客延见梁启超,当晚设宴招待。对此,梁启超感激得“恐惶不安”。称“宁唯知己之感,实怀得师之幸”〔6〕。

      但是,这些支持仅仅是张之洞对维新派态度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张之洞又经常表露对维新人士某些行为的不满。比如,对《时务报》,他一方面公开支持,一方面不断托人转达他对该报某些文字,特别是揭露专制弊端、宣传民权观念的不满,认为“文犯时忌”,以后“千万不可动笔”。〔7〕对于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 毕永年等人在湖南的变法维新活动,他一面称赞“进学极猛”“风气大开”,一面指责其“人才好奇”“间有疏弊”;〔8〕对于这些维新人士所办的《湘报》、《湘学报》,他指责其中“或推尊摩西,或主张民权,或以公法比《春秋》”等文字。并表示“学术既不敢苟同,士论亦不敢强拂,以后实不敢代为传播〔9〕,等。

      可见,张之洞对维新变法活动,对年轻的维新人士,持两种不同态度,其一,他同陈宝箴、李端棻一样,是倾心支持维新活动的朝庭官员;其二,他与某些保守人士一样,对维新派的激进的观念和立场持强烈批评态度。在张之洞那里,这两种不同的倾向都有清楚、公开的表达,并没有以一种态度掩盖另一种态度。对此,我们应当公平以待,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作出简单片面的结论。

      二

      张之洞的这种矛盾的观念,在《劝学篇》中被更进一步表达,其具体表现是:

      其一,在对待维新派的态度上,批评与包容之意同在。批评维新派激进的文化批判和启蒙观念,是《劝学篇》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该书上篇,张之洞集中攻击作为启蒙思想之一的民权观念,他以牵强附会的逻辑,批评“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10〕,批评维新派“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纪不行,大乱四起”。进而,《劝学篇》又以威胁的语气讲到,随着民权思想的传播,中国局面必将大乱,“外洋各国必籍保护为名,兵船陆军深入占据,全局拱手而属他人,是民权之说,固敌人所愿闻者矣”〔11〕,企图把亡国的责任推到维新人士身上。《劝学篇》还把张之洞有限的世界史知识发挥一番,称民权之说出自法国,因为“法国承暴君虐政之后,举国怨愤,上下相攻,始改为民主之国”〔12〕,清政府没有那样的暴政,提倡民权自然就毫无道理了。经过这么一番东拼西凑的指责,最后,《劝学篇》把启蒙观念概括为“中无此政,西无此教,所谓非驴非马,吾恐地球万国将众恶而弃之也”〔13〕,给启蒙思想下了一个可怕的结论。

      虽然如此,《劝学篇》并没有完全站在维新派的对立面,象许多保守人士那样,对维新人士恨之入骨,称其是“名教罪人”、“心迹悖乱”、“无异叛逆”(王先谦语),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相反,《劝学篇》一方面激烈批评启蒙观念,一方面又对维新人士暗含包容之意,《劝学篇》批评民权观念,批评议会观念,批评维新派的文化立场,却隐瞒了维新派许多更激进的“叛逆”行为。把维新人士称之为深怀报效国家之心的“忧时之士”、“愤世疾俗之士”,〔14〕,认为他们之所以有强烈的批判观念,是由于“恨外人之欺凌也,将士之不能战也,大臣之不变法也”〔15〕,是出于对国家腐败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富强的渴望而发出的激愤的呐喊,是“感慨发愤,竭智尽忠”的行为和表现,是不可容忍之中又应当宽容的行为。这样,《劝学篇》通过对维新人士思想动机的分析,在批判之中又建立起对维新人士的沟通和谅解,从而使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关系,同其它顽固派、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关系明显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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