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袁世凯向荣禄告密，是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的导火线。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提出质疑，认为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1〕。其论据为： 一、据袁世凯《戊戌日记》的记载，袁世凯初五日晚向荣禄告密时，因为需要商量一个“保全上位”，避免外国干涉危险的稳妥之策，致未能在当天及时向慈禧奏报，而拖延到初六日政变消息传到天津以后才奏报。 二、八月初六日清廷只是下诏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并未下令捕拿谭嗣同。这说明当时未得到谭嗣同“谋逆”的密报，如果已得密报，则必捉拿谭嗣同，或者采取另一种作法，连康有为也不捉拿，以免打草惊蛇。 这里列举的第二条理由，纯为主观推测。对清廷初六日未下令捕拿谭嗣同，完全可以作另一种更合理的解释。 房文指出，八月初七日，谭嗣同已被捕，次日，张荫桓亦被捕，但迟至八月初九日始下诏谓“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十一日刑部奏覆亦谓，提督衙门初九日遵旨“将官犯张荫桓等七名悉数拿获。”对此，房文的解释是：清廷“初七日已得密报，知道康党有‘谋乱’计划，因此不按通常程序，而令秘密查拿，以免走脱，或激生他变。”“现在我们所见最早一道捕拿梁启超令，是在八月十四日公布康党‘图谋不轨’罪状诏中，对于梁启超这样一个重要的变法分子，清廷不会迟至此日才第一次下令捕拿。有记载说，初十日荣禄曾派人到塘沽去捉拿躲在日本船上的梁启超，说明在此以前已有密令捉拿。……初九日诏中不列梁启超名字，可能是因为清廷已侦知梁启超躲入日本使馆，不易查拿，暂不列其名，以便继续秘密捕拿。初九日诏中所列七人名字是已经拿获和必能拿获的，否则不会初九日下诏，当日就全部拿获，并移交刑部了。” 房文的考据说明，清廷公布捕拿康党的上谕其实只是马后炮（目的正是避免打草惊蛇），八月初九日的上谕是如此，八月十四日的上谕是如此，八月初六日的上谕完全可能也是如此。上谕公布的日期甚至内容都服从于实际需要，而不一定反映实际情况。清廷明明急于捉拿梁启超，但初六、初九的上谕都不提梁的名字，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同理，初六日上谕不提谭嗣同，自然不等于当时清廷不想捉拿谭嗣同，不等于清廷当时未得到谭嗣同“谋逆”的密报。 初六日清廷围南海馆时，“捕幼博（康广仁）及门人程式谷子良、钱维骥君白，并仆人王升、王贵、田叔以去。”〔2〕说明搜捕对象不限于康有为兄弟二人，实有将康党一网打尽之意。毕永年抵京后，见谭嗣同一直住在南海馆，至初四日午后始迁寓浏阳馆〔3〕。 这一临时变化，清廷很可能未及侦知。以谭嗣同在康党中的地位，围南海馆捕人时，他和梁启超一样，应为目标之一。故其后公布的初六日上谕不提谭的名字，正是考虑到即时未能捕到，仍需秘密搜索，要避免打草惊蛇而已。 如果说，这一结论的完全成立，还有待进一步的确实证据，那么至少应承认其可能性。因此，由于八月初六日公布的上谕中无谭嗣同的名字，就断定清廷当时未得到谭嗣同“谋逆”的密报，在逻辑上是不够严密的。 至于第一条理由，就更难成立。姑勿论袁氏《戊戌日记》内容未必完全可靠，即就其本身内容而论，只要细加推敲，亦不难得出相反的结论。 《戊戌日记》谓：“初五日请训……退下，即赴车站，候达佑文观察同行。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语未竟，叶祖珪入座，未几佑文亦来，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退晚餐，约以明早再造详谈。次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况备述，荣相失色，大呼冤曰：‘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予谓：‘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而死耳。’筹商久之，迄无善策，荣相回署，复约佑文熟商。是晚荣相折简来招，杨莘伯（崇伊）在座，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4〕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天津《国闻报》报道：“练兵大臣袁慰亭（世凯）侍郎于初五日早赴宫门请训，即于是日出京，乘坐十一点四十分钟火车，至下午三点钟到津。圣安棚茶座在火车站，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5〕此处云“下午三点钟到津”， 袁却说“抵津，日已落”，至少相差三个钟头（时近秋分）。按《国闻报》即时报道的新闻，是众目睽睽的事实，且来往京津之火车时刻亦为众所周知，既无作伪之必要，亦无作伪之可能。而报道谓行车3小时40分， 亦与当时情况吻合，可排除“三点钟”之“三”字为误植的可能性。故记载不实者，非袁莫属。 又袁世凯《自书戊戌纪略后》末署“时在八月廿五日，书于小站营次”〔6〕，则《戊戌日记》之作，上距其八月初五日抵津， 不超过20日。对这件终生难忘的大事，袁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记错。故时间之不符，当系出于作伪，而其目的，自然是有所掩饰隐瞒。故《戊戌日记》不可尽信。 既然袁下午三时已到天津，且抵津后“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则两人见面，当在下午四时左右，荣禄要在初六日清晨五时早期前报知慈禧，时间完全足够。即使如袁所谓“抵津，日已落”，见到荣禄约在七点钟左右，荣禄在获悉这个危及其生命的重大“逆谋”后，也肯定会马上派人连夜赴京，早朝时慈禧也能接获报告了。说荣禄要拖到第二天商妥“保全上位”的办法后再行动，实在悖于情理。荣禄必然考虑到，康有为既已决定杀自己，在被袁世凯拒绝后，仍不会善罢甘休，完全可能另找人执行，荣禄不能不马上全力反击，以绝后患，更何况知情不速报，亦必然会受到慈禧的严惩。毕竟，对荣禄来说，“保全自己”比“保全上位”重要得多，即使荣禄当时确有意“保全上位”（这一点颇值得怀疑），也只有在已保住了自己身家性命的前提下再予考虑，而不是相反。因此，袁“略述内情”后，荣禄必然马上飞报慈禧，尽管《戊戌日记》中未有提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