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丧师辱国，战前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洋务运动成为朝野上下的批评对象，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思潮遂然勃兴。同时，以张之洞、陶模、胡燏棻、盛宣怀等后期洋务派代表人物，也痛定思痛，在自我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既不同于战前洋务思潮，又有别于同时期维新思潮的“变法”主张，渐次形成一股洋务变法思潮。从横的方面讲，它与维新变法思潮共同构成了戊戌思潮的主体；从纵的方面讲，它上承洋务思潮，下启立宪思潮，为20世纪初期洋务派向立宪派的转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本文试就此问题，聊作议论，就教于师友与同仁。 一、洋务变法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 甲午战后洋务变法思潮的产生，是洋务派在战后遭到朝野上下抨击的情况下对洋务运动进行自我反思的结果，它也受到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启示。而从根本上讲，它是洋务思潮在甲午战后的逻辑发展，是洋务派认识水平提高的标志。 甲午战争期间对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抨击，是在前方军事接连失利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攻击最为激烈的自然首先是那些守旧派们。他们借甲午战败之机，又是上书，又是大发议论。总之，把战争失败的罪过一古脑地推到洋务派身上，对洋务运动肆意加以全面否定，使洋务派陷入尴尬的境地。而使洋务派更尴尬的，是来自维新变法派的攻击。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讽刺洋务运动“有海军而不知驾驶，有使馆而未储使才，有水师堂、洋操而兵无精卒，有制造局、船厂而器无新制，有总署而不通外国掌故，有商局而不能外国驰驱。若其徇私丛弊，更不必论”。指出洋务运动无非“徒糜巨款，无救危败，反为攻者借口，以明其更张无益而已”〔1〕。梁启超也指责洋务派是“补苴罅漏， 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2〕甚至认为洋务运动进行了数十年，“利未一见， 弊已百出”，因而要求“真变”；严复也批评洋务派“徒劳无功”，并指出其根源在于“大抵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3〕，要求“全变”。 在守旧派与维新派的夹击之下，洋务派的“富强之术”已经黯然失色。所以战后“一生事业，扫地无余”的李鸿章不无痛苦地自嘲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必欲爽手扯破，……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4〕承认洋务的真相是“虚有其表”而已；广西臬司胡燏棻也感叹地说：“办理洋务以来，于今五十年矣，……凡富强之基，何尝不一一仿行，而迁地弗良，每有淮橘为枳之叹。”〔5〕战败的刺激迫使洋务派也开始对自己的“富强之术”的本质进行自我反思。 与洋务运动“富强之术”失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却取得了实效。安徽巡抚邓华熙在奏折中说：“今以倭奴蕞尔小邦，步武西法仅十余年，竟借无端之衅，强据我属国，虔刘我边陲，攻夺我海军，侵至边疆，所至披靡，以堂堂中土，竟示弱于三岛之区！”〔6〕反差竟然是如此的强烈，不能不使洋务派震惊。那么，“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7〕张之洞的这句话， 表明洋务派开始不自觉地将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做对比。胡燏棻在比较之后，认为日本之得，在于“力行西法”，而中国之失，则在于“仅袭绪余，未窥精奥”，一得一失，成败显然。而“倭与我本同文之国，彼以能自得师而效著，我何难幡然变计以维新？”〔8〕由此， 他便提出了“变法自强”的主张。张之洞进一步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救时必自变法始”〔9〕，“不变其习不能变法， 不变其法不能变器”〔10〕，将“变法”视为“富强”的前提。自此，洋务派便易帜“富强”而为“变法”了，洋务变法思潮随之迅速发展起来。 实际上，战前的洋务思潮中本来就包含着向洋务变法的思潮过渡的必然性。洋务思潮中分化出早期维新思潮自不必论，即使洋务大吏本身，也已露出由言“富强”向言“变法”过渡的端倪。以李鸿章为例，19世纪60年代中期，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初，李鸿章公开宣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11〕，到70年代，李鸿章逐渐认识到“自强之策，当及早变法。”〔12〕并在70年代中期的海防讨论中正式提出了“办洋务，制洋兵，若不变法，而徒鹜空文，绝无实际”〔13〕的变法主张。尽管此时李鸿章的“变法”还仅仅在于革除官场积习，改良兵制，改革科举制度等，但毕竟已经意识到某些固有的制度必须进行相应的改变，从而接触了“变法”的主题；到了八九十年代之交，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启发下，李鸿章终于认识到“变法度必先易官制”〔14〕，变法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清廷朝野整体认识水平的制约，李鸿章的变法主张有倡无和，没有被清廷所采纳。然而李鸿章变法思想的产生却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它表明“变法”是洋务运动进一步开展的必然要求，洋务思潮也必然要发展出洋务变法思潮。如果说在甲午战前，李鸿章徒有“狂言”，却“不能为，不敢为”〔15〕，那么，在甲午战败的新的社会条件下，在洋务派痛定思痛的自我反思下，在明治维新的启发下，洋务大吏们便有可能沿着李鸿章的路子走下去，适时地公开打出“变法”的大旗，并使变法主张为朝野上下所接受，形成影响深远的洋务变法思潮。从这个意义上讲，洋务变法思潮的产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