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转型社会的一种文化模式，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产物。海内外学术界对这一文化模式作了不少研究，新论迭出。不过，“中体西用”的嬗变和内涵尚须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认为必须将时人的议论置于一定的“语境”中加以研究，才能对这一文化模式有较深的理解。 一、“中体西用”的嬗变 “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大体经历了“艺（器物）——政（政制）——教（文化）”的嬗变过程。已有的研究比较注意这一文化模式的定型过程，但却多未注意以甲午战争为界，议论“中体西用”者关怀的焦点是有所不同的；甲午战争前，侧重于“艺”和“政”的关系，甲午战争后，则侧重于“政”与“教”的关系。 一般认为， 冯桂芬是最早提出“中体西用”思想雏形的人， 其在1861年写成的《校邠庐抗议》提出“如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哉！”在冯氏看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是不言而明的道理，故其强调的是“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即“制洋器”和“采西学”。冯氏虽坦率地承认中国有诸多方面比西洋落后，但他并没有由此得出应在这些方面效法西人，反而认为这些方面都“无恃于夷者”。要改变这些“不如夷”的落后方面，只需要朝廷“振刷纪纲”，便立即奏效。冯氏虽未将其主张明确表述为“中体西用”，但大体上有了“中体”上引用“西用”的意思。 继冯桂芬之后，提出“中体西用”的是薛福成，1865年，其在曾国藩幕府中讨论筹备海防事宜时，曾指出“防之之策，有体有用”。“言其体必修政刑，厚风俗，植贤才，变旧法，祛积弊，养民练兵，通商惠工”。而这些“体”都是中国固有之“体”，并不存在仿效西洋的问题。至于中国不如西人者只有两样东西，即“火器”与“轮船”。但“彼之利器，可购而得也”；“彼之技艺，中学而能也”。如此，“则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矣。”〔1〕薛氏将中国的政刑、风俗、育才、 法制、乃至练兵、通商都视为“体”，而将西人的火器、轮船视为“用”，引进来为我所用，就能达到御侮自强的目的。他虽然认为“中体”亦须改革，但提出的改革举措并未超出传统的路数，与冯桂芬的看法颇为相似。 在冯、薛的体用观中，所谓“体”即“立国之本”指的是中国传统“政教”，“用”指的是西洋之“艺”。且关怀的重点是政与艺的关系，故主张在改善中国固有之“政”的基础上引用西洋之“艺”，从而达到富强的目的。 第一个从“体用一源”观念出发，认识到西洋有西洋之体用的是郭嵩焘。1875年其在总理衙门任职时，于《条议海防事宜》中明确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先欲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2〕在郭氏看来， 西洋立国之“本”是“政教”，“商贾”只是“末”，而“造船、制器”更是“末中之一节”。不过，中国现在条件不成熟，不得不“姑务其末”，先“通商贾之气”，以奠定“循用西法”的基础。基础打好之后，方能效法西洋立国之本的“政教”。有意思的是，郭氏一方面承认“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坚持的是“体用一源”的原则，而在采用“西学”上，又主张“体用可分”，由末到本、循序渐进地进行。 次年，郭嵩焘任驻英公使，到英国后，对西洋的立国之本有了更真切的了解。其在日记中写道：“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Parliament）议政院有维持国有之义， 设买阿尔（Mayor即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 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并说“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3〕。这清楚地表明，他把议会制度看作是西洋的“立国之本”而心向往之。 继此之后，1884年，郑观应在《南游日记》中，亦提出了西洋有西洋之体用的观点。他写道：“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4〕无独有偶，两广总督张树声在病逝之前口授的《遗折》中，亦提出同样的观点。他说：“近岁以来，士大夫渐明外交，言洋务，筹海防，中外同声矣。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5〕在张氏看来，西洋的政治制度才是其“体”或“本”，而先进武器、新式工业不过是其“用”或“末”，“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即使“铁舰成行，铁路四达”，却不能御外侮而自强。 张树声与郑观应关于“西人立国之本”的议论，不仅内容相同，而且许多用语亦十分相似。郑的日记写于是年闰5月19日， 而张逝世于是年9月，此间两人有所交往。所以，有论者认为张的体用思想， 可能来自于郑的看法〔6〕。不过，张的《遗折》中还有一段话却是郑氏著作中所没有的：“通筹全局，取琴瑟不调者而改弦更张之。圣人万物为师，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中外臣工，同心图治，勿以游移而误事，勿以浮议而隳动，尽穷变通久之宜，以尊国家灵长之业，则微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他请求朝廷改弦更张，“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发愤图治，以真正实现自强。既采西人之体，又行西人之用，其意思近乎于“西体西用”了。 论者常以为清朝的封疆大吏不大可能产生改变专制制度的思想，而强调“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思想的分野。其实，张树声这样的大吏有改变专制制度的想法并不足为怪，在中外历史上，许多具有新思想的人，其“出身”往往来自旧的阶层，或许身为封疆大吏，反倒对旧制度的弊端有更深的洞悉和体验。张树声的观点虽有可能来源于郑观应，但不管怎样说，这段议论既然从张氏口中讲出，至少表明其赞同这一观点。以遗言的方式说出，更是表明了不是一时之念，而是经过认真考虑的真实想法。作为一位封疆大吏上奏朝廷遗折中的议论，比之留在日记中的思想，从社会传播效应来讲，也将更有力度，更有影响。难怪郑观应将张树声的这段议论写入《盛世危言·自序》以支持自己的立论，并赞之曰：“诚中的之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