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及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围绕着挽救民族危机和发展资本主义这个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这三大运动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因此，三者之间存在互相连接的关系。可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界只强调三者的相互对立，而忽视三者的相互联系；只强调后者对前者的否定，而忽视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只强调前后的差别，而忽视前后的共同点。这不仅对正确揭示这三大历史事件的本质有所妨碍，而且也无助于科学地揭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对此，早已引起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关注，本文将在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作一比较分析。 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 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都发生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是近代中国不同阶级的改革运动。维新运动的酝酿准备阶段与洋务运动同时并行，洋务运动失败了，维新运动继之而起。洋务运动为维新运动作了必要的准备，维新运动对洋务运动既有否定，也有继承。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既有共同点，也有明显的差别。 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都发生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两个运动都是效法西方以谋求中国的富强。洋务运动虽然只是进行枝节的改革，但却给维新运动作了一定的准备。洋务运动创办军、民用企业，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开始发生飞跃，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开辟了道路。洋务派吸收商股办民用企业，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正是维新运动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洋务派办洋务学堂，派遣留学生和出使大员、造就了一批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才，同时吸收了一些熟悉洋务的人才参与洋务企业和洋务外交，其中有部分人从洋务运动日趋腐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成为早期维新派，如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洋务派设立翻译馆，翻译了一批西方的科技书籍，传播了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使当时有志于救国的知识青年得以初步接触西学。他们在西方文化的薰陶下，经过中西对比，认识到中国封建主义的落后，从而走向了变法维新的道路。如康有为等人早年接触西学，都曾获益于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书。洋务运动为维新运动准备了一定的客观历史条件。如果没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兴起也就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 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都是效法西方以变革中国社会的落后现实。洋务运动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文教上的某些改革措施，维新运动在批判的基础上有所继承。如洋务派兴办近代企业，建立近代化的陆海军，改科举办学堂、译西书、派遣留学生等，即所谓“变事”、“变器”，两个运动是基本一致的，只不过维新运动在具体内容上有所发展。正是由于两者存在某些共同点，所以曾经出现过早期维新派对洋务派的依附与合作，以致在思想上长期未能划清界线，甚至有人误以为早期维新派就是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就是洋务思想。这当然只是强调了两者相同点而忽视了两者的差异，特别是在中法战争以后两者有了明显的分离。即使是戊戌维新派，也曾幻想与张之洞合作，没有看清新洋务派的本质，直到《劝学篇》问世以后，两者才出现公开的对立。 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自然以维护封建主义为己任。洋务运动谋求富强，只是由封建统治家进行某些枝节的改革，而不从社会制度上进行根本的改造。维新运动是资产阶级的改革运动，自然以发展资本主义为己任。维新派批判洋务派只学习西方的皮毛，而不学习西方致富的本原。因此，维新运动谋求富强，则主张全变，即对旧的社会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由此而决定两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外交诸方面都存在不同的差异。在政治上，维新运动要求改变君主专制，实行君主立宪；洋务派则极力维护君主专制。在经济上，洋务派兴办企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政策，反对和限制民间办企业，发展的只是早期的官僚资本或早期的国家资本；维新派则反对官府控制，要求发展民间工商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在军事上，洋务运动不触动八旗、绿营；维新运动则要求裁汰八旗、绿营。在文教上，洋务运动创办学堂、派遣留学生，主要是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并不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维新运动办学堂，兴西学，是两者并重，不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更需要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因而两者在指导思想上大不一样。洋务运动搞“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即以中学为根本，西学为陪衬，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强化封建统治；维新运动则是要用西学来改造中国，拯救中国，把中国引向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在外交上，洋务运动力图保持中外和局，维持半殖民地的现状，其外交方针多是主和妥协；维新运动则反对外国侵略，特别是反对不平等条约，要求维护国家民族的独立和主权。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既不是完全对立的，也不是完全等同的，而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两个不同阶级的改革运动，它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洋务运动开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在当时，清朝统治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人民起义的打击，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危局。洋务运动一开始就具有制内和制外的双重目的。除了镇压人民起义之外，还有防范外敌的图谋；特别是人民起义被平息以后，随着外国侵略的步步加紧，洋务运动防范外敌的图谋就更加明显。洋务运动虽与外国侵略者相互勾结，但也存在着矛盾。尽管洋务运动力图保持中外和局，维持半殖民地的现状，但也不甘于中国灭亡，还是力图“自强”以防止完全沦为殖民地。洋务派办军事工业，特别是办造船厂和筹建海军，显然是要与洋人抗衡；办民用企业也是为了与洋商争利，挽回一些利权。显然，洋务运动的目的既是拯救清朝的垂危统治，也有挽救民族危机的因素，把洋务运动笼统地斥之为“卖国运动”，是不公正的。维新运动酝酿准备于甲午战争前，兴起发展于甲午战争以后，这正是中国民族危机步步深重的时代。维新运动首先是一个爱国运动，挽救民族危亡是其重要的目的。维新派立学会、办学堂、创报刊、上书皇帝，呼吁变法图强，救亡图存，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维新运动成为近代中国爱国救亡的里程碑。维新运动的爱国性质，是没有疑义的。但是维新运动也有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意图。学术界谁也没有因为维新派仇视人民起义，且有联合英日的图谋而否定维新运动的爱国性质。既然如此，也就不能因为洋务运动镇压人民起义，保持中外和局而否定其防范外敌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