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 晚清现代化受挫的原因，犹如现代化研究领域里的司芬克斯之谜，不断地吸引着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与层面对其破译，本文则从现代化与农村社会的互动入手进行探析。笔者认为，由于晚清现代化并非一个自然渐进的历史进程，而是对西方现代性挑战的被迫回应，这种回应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和中华民族的生存为需要，以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为实现这一需要的保障，由此便决定了它与农村之间的历史定位：现代化只能是发生于城市社会的孤军突进，与农村基层社会严重脱节。这样，晚清现代化从一开始便只能在城乡分裂的空间结构中展开，这种分裂的空间结构使农村被抛在现代化的进程之外，不但难以品尝现代化的初期成果，反而必须承载现代化启动的重负。在这种境况下，农村陷入了严重的衰败与动荡之中。并以这种衰败与动荡的逆反应，构成了晚清现代化受挫的一个深层原因。 一 分裂的现代化结构使农村被抛弃在现代化的进程之外，成为被遗弃与牺牲的弃儿。这种遗弃与牺牲首先表现在经济社会的层面。 1.现代化推动者对农村的忽视。 晚清对现代性挑战的回应首先发生在城市。城市是前现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首先感受到近代文明的压力。随着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开埠通商，晚清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便首先在口岸城市肇端。但是，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所带来的压力与机遇只会波及城市。实际上，鸦片战争以后，农村也同样感受到了现代性的压力，沿海和口岸城市附近的农村受外国资本主义渗透而逐步开始的自然经济解体过程就是一个明证。如上述地区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了，农产品开始突破了狭小的地方市场限制，贸易交换的空间范围扩大，部分农副产品甚至进入了国际市场。从经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这些变化未必没有给中国农村提供一次新的历史性选择与转换的可能。 然而，历史却表明，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变为现实性。转变之所以未能实现，除了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抑制了农业变革这一外部因素之外，晚清现代化推动者对农村的忽视贻误了农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则是其深刻的内部原因。当时，尽管存在着不利的外部环境，近代西方的农政理论及农业科学技术毕竟也开始渗入国内，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不可能对此毫无感受。这一时期，也确有人倡言以西法改革中国农业，克服传统农业已经呈现出的衰败和停滞。但是，这些言论却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更不用说引起一场与城市工业化并行的农业革命了。分析其中原因，除了现代化推动者自身对农业变革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之外〔1〕，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晚清工业化乃民族危机所促发，其得失成败直接关系到清王朝的兴亡，而农业与国运的关联在当时尚没有那么直接。而且，要在一个素以高度农业文明成就自豪的国家中倡行农政改革，仿行西法，其重要性与紧迫性一时也难以为众人所理解。更为重要的是，清政府已经被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外交失败弄得焦头烂额，除了将全部精力用于维持统治之外，它已经没有更多的能力去履行一个政府在正常状态下所应履行的诸多社会经济职能，包括保护和发展农业的职能（指客观上而非主观上）。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化便几乎承载了晚清中国的全部使命和希望。现代化推动者们将他们的热情和精力倾注到了新政与洋务方面，相形之下，农业的变革被严重地忽视了。于是，当工业化勃兴，开始扮演晚清社会发展的主要角色时，在前现代中国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农业便黯然失色，悄然退居后台。受这一历史变化的影响，相当一部分社会上层人物（包括农村社会的上层）也把注意力转向城市，谋求在城市的发展。他们更关心军队的现代化和工商业的发展，而逐渐与农村疏远和隔膜。就这样，在农业和农村同样需要国家扶持和社会关注的时候，它却被置于一种无人问津和放任自流的境地，成了现代化的“弃儿”。作为这种无人问津和放任自流的必然结果，现代性挑战所带来的机遇没有被抓住，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的阵痛却被充分地放大与承受。 2.工业化对农业的挤压与农村加速贫困化。 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始终在晚清工业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晚清的军事工业均为官方出资兴办，其它如采矿、金属冶炼、机器制造业等或为官办，或为官方参资，或为官方垫款兴办。这些新型工矿企业耗费了清政府的大量钱财。仅以1864—1894年兴办的24个军工企业为例，其中由清政府创办的五个大型企业（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和汉阳枪炮厂）在近30年的经营中就耗资白银4100万两以上，其它的各省营办的企业也耗资1000万两以上〔2〕。这笔支出十分惊人，据估计，已相当于19世纪70年代末清政府一年的总收入。又据研究，清末所推行的洋务运动岁需银约2000万两。由此推算，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甲午战争之前，各种洋务费用已超过6亿两，在这一时期政府的各种支出中高居榜首。 如此庞大的开支出自何处？依据发展经济学的分析，工业化初期，农业在整个经济中居于压倒一切的地位，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农业。那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讲，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的任务都将主要落在农业上。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田赋、盐税、茶税，以后又开征关税和厘金。这一时期，为应付庞大的支出，各主要税种日渐增加。以田赋为例，康熙年间虽有过“永不加赋”的圣示，但在财政需求膨胀的压力之下，各种附加田赋相继出现，且附加税额逐渐超过田赋正额。光绪中叶，为了支付新政用款和战争赔款，又允许各省自由筹款，此例一开，各省的田赋附加更是名目繁多。至宣统初年，“田赋之暗增于旧者，已不啻二三倍”〔3〕。田赋是直接向农民征收的，田赋加重，“负担此赋之小农，前此仅足以自足者，今者岁暖而号寒，丰年而啼饥矣。”〔4〕其他税种，亦多呈不断上涨趋势。各种赋税负担最后都直接或间接地落在晚清社会的主要成员——农民身上。 晚清工业化对农业的挤压虽有不可避免的一面，但是，挤压过度或只挤不补，便加速了农民的贫困和农村经济的衰败。咸丰举人强汝洵在《求益斋文集》中曾对当时农户的生活状况作过详细分析：“今时（同治朝后期），南方之田耘作精密，人不过耕十亩，上腴之地，丰岁亩收麦一石，稻三石，其入四十石耳。八口之家，人日廪米八合，老稚居其一半，人日廪米四合，率日食米四升八合，一岁食米十七石二斗八升。麦当其三之一，尚食米十一石有奇。率稻一石为粝米三斗，则留稻二十三石，麦六石，然后卒一岁之食。余麦四石，稻七石，乘急而卖，幸得中价，麦石值钱一千二百，稻石值钱八百，凡为钱十千四百。纳租税及杂徭费率亩为钱五百，十亩则需钱五千，余钱五千四百耳。而制衣服，买犁锄，岁时祭祀，伏腊报赛，亲戚馈遗，宴客饮食，嫁女娶妇，养生送死之费，皆出其中。而当凡物皆贵之日，其困固宜。况所耕不及十亩，或值瘠土遇歉，又处赋役烦重之区，而当谷贱之时者乎？北方农事疏恶，人可耕数十亩，而所入尤薄，故愈困。”〔5〕强汝洵的分析清楚地说明了当时一般农户在沉重的赋税压迫下的生活窘况。农民的贫困严重地摧残了农业经济，导致了农民的逃亡，加深了农民对高利贷的依赖，使自耕农沦为佃农。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经济之凋敝日甚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