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0月28日至31日，来自美国、日本、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地区的120多名专家、学者在华中师范大学就“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代表们相互切磋、相互辩驳，使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下面分三个方面就会议论文与讨论情况作一简要综述。 一、近代社会转型的特征、动力与阻力 如何界定社会转型？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特征是什么？代表们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的代表从广义文化学的角度将社会转型看作是文化转型。指出：所谓“文化转型”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今天我们所讨论的现代转型，是指从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向商品经济占主导的工业社会演化的过程，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也在这一过程发生深刻的变异。有些代表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社会转型是社会整体的变迁，包括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的变迁。从理论上看，文化变迁具有高于政治、经济结构变迁的超前性和独立性。还有些代表在讨论中，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指出所谓社会转型就是社会形态的更迭。尽管学者们理解社会转型的角度不尽相同，但都认为社会转型具有整体性和复杂性的特征。 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整体性和复杂性特征体现得更为明显。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史上有三种意义的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合型的转型，在中国由独立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的同时，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传统农业社会也开始了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过渡。有的学者以“外发次生型”来规范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特征，认为这种转型不可能是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而呈现欧洲文明的强劲影响与本土文明对此既排拒又汲纳所构成的错综图景。这些国度的现代化进程，不仅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转换，而且要实现文化的民族性传承，两者往往发生错位、悖反、矛盾冲突，构成两难处境。 很多学者具体探讨了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各个层面的变动，其中既涉及到社会的表层、中层和基层，也涵盖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不同领域。有的学者透过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参与庚子勤王运动的历史，探讨了民本观与圣王观制导下的传统中国纲常政治在近代的变异，认为绅权与君权的冲突，不仅维护地缘利益，更有代表民意，保全社稷的一面。有的文章以清末出使大臣的培养为例，探究了政治文化变容与基层转型的关系。文章指出，从政治现代化来看，清朝外交没有完成现代化，因为它始终没有实行外交官考试。为什么不推广通过外交官考试的职业外交官呢？作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专门外交官制度和科举制度不相容，地方督抚不希望外交人材的中央一元化等等，由此从一个侧面看到基层转型的艰难性。有的学者考察了晚清士绅基层社会地位的历史变动，认为这一变动的结果就是士绅阶层由原本的控制对象演变为基层社会系统真正的主体力量。还有的学者论述了近代宗族社会的变迁，认为宗族社会能够在外力作用下发生顺应性变迁，在国家政权提倡新式教育推动下，宗族社会传统政治领导阶层——士绅阶层出现断层而走向没落，新式知识分子脱离宗族组织而开始现代城市与市镇生活，近代宗族社会已不可能自发地形成政治领导阶层。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全面转型的发端。有的文章从宏观上讨论了近代以来工业化与中国工业资本所有制结构变动的关系，认为自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兴盛与危机，以40年为期交替发生，外资发展，经济繁荣而社会趋于动荡，由此产生公营资本；公营资本的发展，势必排斥和压抑外资的发展，使社会稳定而经济停滞。有的文章考察了商事习惯的变迁，认为在清末民初新式商业崛起的同时，旧式商业慢慢向新式商业转轨，一些家族商店开始走上股份制的道路。商业中出现了由封建垄断向自由竞争的转变、由内向型经营向外向型经营的转变、经营管理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变以及西方新型经营模式的移植等许多积极变化，反映了中国商业现代化的艰难历程。有的文章通过具体剖析清末民初商会创办的报刊，认为商会创办了自己的报刊，拥有了独立的舆论机关，并通过这一独立舆论工具，既维护了自身的特殊利益，也一定程度地发挥了制衡国家的作用，使商会这一新式社团组织的市民特征更为突出。还有的文章探讨了清末民初工商经济团体的发展与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认为经济伦理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主体的地位关系和行为规范，清末民初时期，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主要体现为国策层次上的农商颠倒，经济体制上的官商易位，社会地位上的四民平等与社会组织中的四民一体，目的追求上的义利交替与团体的利益自维行为。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促进了社团意识的加强、社团政策的开放；经济社团的发展也体现和印证了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趋向。 很多文章深入研究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动力和阻力。有的文章探讨了清末学制变革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作用，认为清末新学制的颁布，加速了封建教育的崩溃和近代教育的生长，推动了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的接轨，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并为清王朝自身培养了更多的掘墓人。有的文章充分肯定了神秘观念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功能，同时也指出了它的负作用，表现在它被统治阶级作为挽救灭亡的工具，迷惑了转型主体者的头脑，妨碍了现代化的实施。有的文章通过对近代中国饮食生活演变的文化解析，认为西方饮食文化大量传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和转型，也丰富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内容和中国人的饮食生活。有的文章以“地方自治”为参照点，论述了晚清新式绅商的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认为它体现了早期资产阶级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主体选择。构成了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历程的一个阶梯。还有的文章透过清政府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分析了专制惰性对社会转型的阻力，认为在清末社会转型中，政治法律的变化，相对快于思想文化的变化。清政府未能与时俱进，自觉地从速改变自己的决策思想、行政立法，结果为专制惰性所累，无法从改革中摆脱覆亡之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