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1912年2月13日（即清帝退位次日），袁世凯信誓旦旦地公开宣布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袁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1〕就在这一承诺的前提下，2月15日，这位清朝的总理大臣经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而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于3月10日正式就职。 在袁世凯就职的次日，孙中山公布了由南京参议院经过32天讨论后通过的《临时约法》。其中《附则》明确规定：“宪法未实行之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因此，这是一部具有国家宪法性质的文献。《临时约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理想和制度的代表，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它规定了国家政体实行责任内阁制，因此，国务总理为实际的行政首长，大总统只惯例地居于国家元首的地位，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必须经国务员副署，方能生效。 中华民国成立后设置的最高立法机关是1912年1月28 日成立于南京、4月29日迁至北京的参议院，它具有临时国会的性质。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于1913年4月8日组成第一届国会。按《临时约法》规定，国会兼具立法、民意、制宪三种性质，而且除了立法权和制宪权之外，同时享有弹劾权和同意权，而且又规定国会在法律上是不被解散的。如果施行这些规定，那么对企图实行独裁的袁世凯来说，国会就如同一把悬在头上的正义之剑，如稍有越轨，就将受到被弹劾的惩罚。毫无疑问，袁世凯对此是十分清楚的。他对《临时约法》、国会和内阁的作用以及与己身的关系必然有所权衡。 《临时约法》在当时作为根本法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法律依据，反映了广大民众的民主要求，因而得到了普遍拥护，是难以轻易撼动的；责任内阁执掌实际权力，是袁世凯凯觎的主要目标；横亘在约法与内阁之间的则是国会，它上承《临时约法》的原则精神，下握立法大权，对袁世凯是直接的威胁和最大的障碍。但在民国初年的社会潮流之下，在刚刚诞生尚且有一定生命力的民主共和体制面前，袁世凯不得不运用他的政治机智，表面上作出顺应潮流的虚假姿态，暗中则从破坏国会入手，逐渐向内阁夺权。这样，在他实现独裁统治之日，《临时约法》便成为一纸空文。从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至他亲手破坏、取消国会的过程可以看到，无论是手段还是实质，都足以说明袁氏的最终目的是践踏民主、走向独裁。 二 制造政党纷争 打击国会内的民主共和势力 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以后，面临的政治形势是复杂而严峻的。袁世凯从国会的席位主要由几大政党所据这一现实出发而看到，政党组织是最可利用的工具。当时派系林立，鱼龙混杂。袁氏对于那些官僚政客、投机党派，早已深窥其心，自信能够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对于据有多数席位而尚未能掌握内情的国民党等大党派，则运用其娴熟的政治权力，伪善的交往，窥伺时机来压倒他们。 国民党是被袁世凯视为头号劲敌的，但他仍然通过制造和平假象来拉拢其主要领导人。因为自1912年8月国民党组成以后，掌握实权的代理事长宋教仁是“政党政治”的主张者和活动家之一。宋教仁把实现政党内阁作为他的政治抱负和革命的最终目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靠着吸收立宪派分子和旧官僚组成一个庞杂的政党——国民党来积极进行政党活动。在宋教仁的“造党”和奔走之下，国民党在国会选举的政争中获得压倒多数的胜利，由其数字可见：在众议院，众议员596人， 其中国民党占269席，共和党占120席，统一党占18席，民主党16席，跨党者147席，无所属的26席。在参议院，参议员共274人，其中国民党占123席，共和党55席，统一党6席，民主党8席，跨党者38席，无所属的44席。这样，在全部870个席位中，除去跨党者及无所属者，国民党占392席，相当于这些代表总数的56.6%，也就是说国民党有相当优国会势可以影响参众两院。因此宋教仁满怀信心地认为：“国民党在全国的选举都已胜利，已占的绝大数，大局已定，政党责任内阁制一定可以成功。”〔2〕袁世凯对崭露头角的宋教仁所积极进行的合法斗争表示了极大的敌视，他说：“噫！宋教仁意欲组织政党内阁耶？抑何相逼之甚也！”〔3〕他曾使用收买拉拢等手段，使孙毓筠、胡瑛等人很快堕落为醉心利禄的政客，成为国民党内的拥袁派，但事实证明宋教仁则“非高官厚禄所能收买”〔4〕，于是就在第一届国会召开的前夕，指使杀手将宋教仁暗杀于血泊中。随后，又用武力镇压了革命党人的反抗。但是，袁世凯经过辛亥革命的冲击，对于民主潮流尚存戒心，并且他还想利用民主这一工具来适应自己，他认识到需要再利用国民党。因为他与国民党虽已在“二次革命”中交恶，但它毕竟是国会中的大党，若一时采取取缔手段，那将会造成国会不够法定人数的尴尬局面，从而影响正式大总统的产生，即使国民党不能为其出力，却因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存在而使国会尚可发挥选举总统的职能，所以袁世凯必须表面上故作雍容大度的姿态，把“二次革命”的责任完全推到国民党领袖和独立省区的国民党系军人身上，仍表示容忍国民党人在国会中的存在，并让国民党议员照常出席国会，待其攫取了正式大总统职权之后，方露出狰狞面目。1913年10月10日举行正式大总统就职仪式后，他就无所顾忌地把矛头直指国民党，在其25日向各省军民长官的通电中，指斥国民党的理由竟是“干犯行政，欲图国会专制”〔5〕。11月4日，便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剥夺国民党议员资格凡350余人，使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势力丧失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