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世纪之初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为背景，按照孙中山先生文化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线索，分别对其早年含有西化意识的“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民元以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的“保守固有之文明”“作成一中西合璧之中国”的理念，及至晚年具有明显的文化复归倾向的“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等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构建思想及其形成和发展的轨迹作了分梳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在跨入21世纪之际回首和反思本世纪之初的先行者们对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的艰苦探索的启示意义。 孙中山先生的文化思想，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力图从中西方文化资源中选择、转化其精华，以适应现代化过程的品格。大体上说来，他早年的“西化”趋向较为突出，对中土文明颇有离异的决心，以“步武泰西，参行新法”为目标；但自1900年左右，目睹西方之弊病，在设计中国改革方略的过程中，开始逐渐注目传统资源，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可现代化因素。至1911年，孙先生已确立了以欧美为范型，并取数千年固有文明而加以融贯的文化立场。民元以后，孙先生的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情结同步增长。孙先生晚年的文化复归倾向更加明显，但取法西方近世的制度文明与价值观念的基本架构并未消解，最终主张“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总体上来说，孙先生的文化思想是以综贯中西为主要特点的。 一、“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 孙中山早年对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是：第一，开放式学习西方文明，但不是全盘照搬；第二，欣赏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改革；第三，通过比较与选择，发展新的中华文明，抛弃与新的生活格格不入的旧的文化包袱。 孙中山先生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穗港澳地区和檀香山地区，是中西文化双向交融渗透的地区。他早年“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1〕乃至投身革命，参与政治活动之后，孙先生更以全球眼光透视中国，同时又以中国眼光透视世界，既引进西学启蒙观念，又护持中国人的文化理想和民族精神。 早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指出富强之本不是西器而是西制——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制度。如此“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2〕。1895年，孙中山在《拟创立农学会书》中，自谓“弱冠负笈外洋，洞悉西欧政教，近世新学靡不博览研求”〔3〕。他当时所作的中西比较，不仅肯定西方新的制度，而且肯定西方新制度对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尊重，以及知识分子作用的充分发挥与发展。他说：“泰西诸国……以士类而贯四民。农夫也，有讲求耕植之会；工匹也，有讲求制器之会；商贾也，有讲求贸易之会。皆能阐明新法，著书立说，各擅专门，则称之曰农士、工士、商士，亦非溢美之词。以视我国之农仅为农、工仅为工、商仅为商者，相去奚啻霄壤哉？故欲我国转弱为强，反弱〔衰〕为盛，必俟学校振兴，家弦户诵，无民非士，无士非民，而后可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驰骋于地球之上。若沾沾焉以练兵制械为自强计，是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也，恶乎可？”〔4〕从这里可知，青年孙中山反对徒袭西洋船坚炮利之皮毛。他所说的“顾己之命脉”，意在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以科学知识、理论与方法渗透到士农工商的方方面面。非如此，则不可能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他提倡“以士类而贯四民”，“无民非士”，“无士非民”，足见他对科学知识、学问、专长、技能，乃至理论与方法的重视。这才是自强之本。 1897年初，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批评中国文化的种种负面，鞭笞专制主义“涂饰人民之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不幸中国之政，习尚专制，士人当束发受书之后，所诵习者不外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从之义者，则且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其盲从之性。学者如此，平民可知。”〔5〕孙先生对传统专制主义对人民的桎梏予以充分揭露，同时与西方近世以降的民主制度相比较，倡导思想自由、政治民主，以复活国民的创造精神。孙先生对经学注疏的教条主义与盲从态度的批评尤为中肯。他在《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中指出：“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就停滞不前了。时至今日，这种文明已经和人民群众完全格格不入了。”〔6〕 1901年春，孙中山在与美国《展望》杂志记者林奇的谈话中，肯定了中国需要日本式的改革，而且说日本人用三十年办到的事情，中国最多用十五年就能办到。林奇的这篇报道，标题称孙中山为“西化的东方人”。但孙先生的“西化”是有分寸的。在取法西洋的同时，他看到了西方的弊病。例如1903年在《复某友人函》中批评欧美“贫富之悬隔”——“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夫欧美演此悬绝之惨境，他日必有大冲突”〔7〕。他希望中国的改革能避免这种贫富悬隔。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指出：“我们中国先是误于说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于今也都晓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若此时不取法他现世最文明的，还取法他那文明过渡时代以前的吗？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兄弟愿诸君救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8〕这一演说的中心，旨在说明中国不能躺在旧有的文明和历史的辉煌之上，指出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无论是政治法律、科技手段，还是思想学术，都必须选择地球上现时最先进的东西来学，取法乎上，不要怕说“躐等”，不要怕说“中国此时改革事事取法于人”。 1905年10月，孙先生在《〈民报〉发刊词》中概括了欧美进化的实质。他认为欧美由民族独立到民权尊重民生发达，正是我们中国改革的中心问题和价值目标。他又认为，由于受千年专制的毒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则可能因未受西方病的影响而优越于欧美。这一方面表明了孙中山的急迫心情，主张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对学习西方是有分析的。在他看来，欧美的社会问题极多，欧美也面临着社会革命，而民生问题、社会革命问题，中国可能解决得更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