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按照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构想，努力进行实践，并取得了重大胜利。从民族主义来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从民权主义看，辛亥革命第一次把西方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引入中国的实践，尽管袁世凯和以后的北洋军阀对之频频破坏，但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形式始终保留焉；从民生主义看，辛亥革命推动了振兴实业热潮的出现，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内部条件。因此，辛亥革命是对中国近代化的一次推进，她的历史功勋不可磨灭。但是，辛亥革命有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造成局限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当时的社会心理是导致这场革命存在严重局限性的原因之一。 人的心理是人的各种活动的基础，它作为一种内在的心理特质，影响、支配着人的语言、行为。社会心理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实践交往过程中直接发展起来的一种普遍意识。按意识的主体，可分为个人心理和群体心理。作为社会的或团体的共同心理，是社会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综合作用于群体的精神世界，所产生和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积淀，即所谓国民心理。这种国民心理，是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社会活动和行为选择。人类的许多社会行为主要是由内在的驱力和动机所决定的，社会行为主要取决于社会心理。 任何一场社会变革，不仅受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而且与当时社会的心理状态有关。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它必然受社会心理的制约。 一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宗法等级森严，社会地位极不平等，社会上层人物往往视下层人物愚笨、呆滞、不求上进，是天生的贱骨头，并以此来维护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另一方面，分散的、落后的、以农业家庭手工业为主要形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各个小农彼此之间除去地域的联系外，很难产生其他共同关系、全国性联系以及社会政治组织。由于身单力薄，难以自主，造成了广大民众的主权意识严重缺乏和对政治参与的淡漠。他们不能自己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寄希望于“好皇帝”、“大救星”等之类的实权人物，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别人主宰。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行政权力支配一切，已成为社会公认和民众所习惯了的不可怀疑的政治信条，“尊奉权力”、“崇拜权威”成为中华民族社会心理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一社会心理严重影响了中国近代以来改革和革命的进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都与这一社会心理有关。从本质上来说，“尊奉权力”这一社会心理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应是不相容的。正因为如此，来自这方面的阻力就显得更加巨大。还在武昌起义之前，这种社会心理就成为革命思想传播的障碍，于是有了革命和改良的论战。尽管革命派在这场论战中取得了胜利，但并不意味着人们尊奉权力的社会心理已经改变，而是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已到了非垮台不可之地。就一般民众的心理来说，是希望换一个“好皇帝”而已。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也由于本阶级的软弱性因而在心理上存在着最明显的弱点，就是缺乏对自身价值的足够自信和清楚的认识。他们虽然表现出参政的愿望，并通过自己的斗争实现了变更政治的目的，但对自身的价值和能力又缺乏信心，而寄希望于有“声望”的实力人物。因此，当武昌义旗一举，全城克复之时，照理应由一个有才干、孚众望的革命中坚人物出来担任革命首领，而结果却了一个不革命、非党人的黎元洪来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其实，还在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曾讨论过都督一席的人选，蒋翊武、孙武等人就提出推黎为都督，理由是“革命党人均系士兵，下级军官不多，中级无人，资望浅，不够号召天下，难以得到各省的响应；黎是鄂籍名将，用他可以慑服清廷，增加革命军的声威”〔1〕。及至仓促起义，群龙无首，参加起义的各军领袖全以资望浅，谦让未遑。经过讨论，一致认为黎元洪在湖北治军多年，“地方资望为国内所推重”，“素具人心”，只要他做都督，军队一定拥护，各省必易响应。而当黎元洪出任都督一事传到军中，士兵有鼓掌欢呼的，并说“黎统领也出来了”〔2〕。尽管黎元洪被举为都督后一度不吃不喝，也不说话，被人称为“黎菩萨”。事实上，革命党人的真意也只想用黎的空名来镇定人心，而具体事情则由“谋略处”来做。这充分反映了人们“尊奉权力”的社会心理。凭心而论，黎元洪的被迫参加革命对各省闻风响应起义多少有一点推动作用，但把革命政权长期交给这样一个素来不支持革命的“权威”，不能不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一个隐患。 随着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建立全国性新政权一事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在筹组临时政府的过程中，为了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和选举大总统，各省代表从上海到武汉，又从武汉到南京，一直争论不休。实际上是要“虚大总统以待北方之英”，即把大总统一位留给北方的袁世凯。本来，作为革命派领袖的孙中山，以其对革命的长期贡献，担任国家元首是当之无愧的，虽然他当时不在国内，也理应被举为大总统。但奇怪的是，这一时期各派、各种势力的议论和举措，都未提及孙中山，泛滥的是促袁反正、举袁为总统的舆论鼓噪，就是革命派本身，也最终形成了联袁倒清的策略方针。究其原因，就在于孙中山虽是公认的革命领袖，但手中无一兵一卒，又得不到列强的支持，算不上“实力人物”，而袁世凯掌握着北方新军，武昌起义后又迅速攫取了清廷的军政大权，是人们心目中决定中国政局治乱的“实力人物”，稍一颠倒，根本就要动摇。因此，国内不少人立刻函电交驰，派人前往劝他不要再去捧拜“落日”，而要扶起“朝阳”。革命党人所掌握的《民立报》与《神州日报》分别发表短评和社论，对袁世凯以“第一期之大政长”相勉，要袁世凯出任“中国共和国初开幕之第一任大总统”〔3〕。旅居欧、美的一些华侨和留学生也纷纷发回电报，鼓吹争取袁世凯做总统。就是革命派领袖之一的黄兴，也在1911年11月9日以战时总司令的名义写信给袁世凯， 希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4〕。南京光复后，黄兴又复电汪精卫转呈“项城雄才英略”，“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无疑”。〔5〕12月2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汉口开会时，更是以决议形式通过了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总统这一方针。这充分反映了人们认同权力的心理支配着他们的政治选择。由于袁世凯的出尔反尔，致使南北和议陷于僵局。正在这时，孙中山回国了，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打破了袁世凯的如意算盘，但却不能改变在国内多数人、包括革命党人中流行的促袁反正、拥袁当总统的心理状态。鉴于黄兴等之前与袁世凯达成的默契：“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孙中山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致电袁世凯，表示自己是“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6〕。就职后，又补发了一个准备“推功让能”的电报，保证总统一席随时可以让给袁世凯。这就决定了：孙中山只是一个过渡人物，临时政府只是一个短命的资产阶级政权。 二 辛亥革命时期人们心理的另一弱点就是“排满等于革命”。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特殊性，形成了一种以汉族为中心的大汉族主义。然而，满族的人主中原，却造成了异族统治压迫汉民族的局面，人们所感受到的，除了阶级压迫，还有民族压迫，而后者更甚。因此，在汉人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仇视满人的心理，对封建王朝的痛恨，也更多地集中在满州贵族身上。一般人都认为，严重的亡国灭种危机，是满清政府的反动卖国所致，而清廷之所以卖国，是因为它不是汉人的政府，而是一个“异族”的朝廷，所以汉族祖先的财产就毫不吝惜地放手出卖。因此，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推翻清政府，推翻满人统治。虽然，为了反清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西方搬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和“天赋人权”的思想武器，革命领袖孙中山也创立了三民主义理论，但当时加入革命组织的大多数人，所觉悟到的主要是“反满”的“种族革命”，而对民主思想、共和制度的所知极浅，远未达到对其内容的真正理解。因此，他们在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也只强调“排满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民众都以为“排满”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排满”。只要把满人赶下台，挂上一块共和的招牌，让汉人当上大总统，就是革命成功了。“就是极有思想的同志，赞成三民主义，明白三民主义是三个不同的东西，想用革命手段来实行主义，在当时以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7〕。在这种心理支配上，先是把湖北军政府都督硬塞给有“地方资望”的汉人旧官僚黎元洪，之后又把中华民国大总统一席留给“中外所重”的汉族大吏袁世凯。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袁世凯不仅是汉人，还是一个开明的颇有作为的汉族封疆大吏，与清廷有各种矛盾，只要他能站到反满行列中来，就可以“离仇雠之地位而复为兄弟”。因此，不仅立宪派提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策略，革命党人的报刊也纷纷响应，发社论，写评论，提示袁世凯勿忘罢黜之耻，牢记兔死狗烹的教训，争取做中国的华盛顿。这种狭隘的民族意识，严重淡化了人们的阶级意识，只看到了表面的敌人——清政府，而放过了它的根本─—封建势力。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不可能完成彻底的反封建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