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爆发后，作为清朝封建大吏的地方督抚，在许多省份相继宣告独立，脱离清朝统治而归附革命，清王朝很快分崩离析。之所以如此，当首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已成沛然莫遏之势，逼使清朝地方官员不得不另谋他途，但也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晚清地方势力的扩充，以及清朝中央政府强行集权，力图削弱地方权势的举措，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趋于紧张，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晚清地方势力的发展 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前，清朝中央政府对地方均予以直接控制。各省督抚完全听命于朝廷，并无独立的军权与财权。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湘军、淮军等地方性和私人化的军队乘势而起，均由所在督抚直接统辖，形成兵为将有的格局，中央政府中兵部所辖的军队只是战斗力不强的旧有绿营。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这种格局并无明显改变。清朝中央政府的军权遂严重削弱，而地方督抚则俨然手握军权饷权。光绪年间担任兵部尚书的徐寿衡曾说：“我兵部惟知绿营兵数，若其勇营练军，各督抚自为之，吾兵部安得之。”国家每遇战事，调派地方军队，“一兵一卒一饷一糈，朝廷皆拱手待之督抚”，这种说法尽管过于夸张，但督抚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往往以各种理由观望不前，虽严旨敦迫也只勉强应付，类似前所未有的事例在此后却时有发生。 在财政上，清朝原以解款协款制度，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收支，户部拥有“制天下之经费”的权力，各省并无财政权，只是奉中央命令征收各项赋税，存入公库，然后奏准开销各项经费，如有节余均须解运中央或收支不敷的邻省。经太平天国之后，解款协款制度渐趋废驰，原来掌管地方财政并直接听命于中央政府户部的藩司，逐渐受制于督抚，中央政府已无法通过藩司控制地方财政。厘金制的实行与就地筹饷，使地方督抚的财权进一步扩大。鉴于各省财政独立的趋势日见明显，户部无法了解各省财政的实况，只得改变解款协款制，推行摊派制。即使如此，“户部历次筹款，终有一二策或数策不能通行于各省，甚或有一案请行数次，历时数年而各省终未遵办。”（参见彭雨新：《清未中央与各省财政收入》）。 军权与财权，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权力。中央政府如果失去对地方军权的支配，就不可能有效地行使其控制权。而地方一旦拥有独立的军权与财权，则往往会与中央分庭抗礼，至少使中央政府的号令在地方得不到切实的贯彻。晚清时期，地方督抚权力的增长已很明显，只是尚未达到公开与朝廷对抗的程度，当时的督抚也并无独立于朝廷之心，但已使清朝中央政府的权力较诸从前大为削弱。清廷对此并非全然不知，也试图加以改变，如为了控制各省勇营人数，于1878年下旨命各省裁汰勇营1/10。在财政方面，清廷通过摊派、指定协饷京饷，仍能一定程度地控制地方财政权。更重要的是，朝廷仍控制着各省督抚的任免权及调署权，可随时对督抚予以罢免或调任。所以，晚清时期的中国并未出现分裂与独立，仍维护着统一的局面。不过，在这种统一局面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已不同于以往，地方主义倾向仍在继续发展。 一些握有地方实权的督抚大吏，常常对清廷的诏令敷衍应付，甚或置若罔闻，即使是严旨切责也无济于事。光绪帝在1889年8月26日颁发的一道上谕，即充分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近来朝廷整顿庶务，如学堂、商务、铁路、矿务一切新政，迭经谕令各将军督抚切实筹办，并将办理情形先具奏，该将军督抚等自应仰体朝廷孜孜求治之意，内外一心，迅速办理，方为不负委任。乃各省积习相沿，因循玩懈，虽经严旨敦迫，犹复意存观望。即如刘坤一、谭锺麟身任封圻，于本月五、六月间谕令筹办之事，并无一字复奏，迨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则藉口部文未到，一味塞责，谭锺麟且并电旨未复，置若罔闻。膺疆之人，泄沓如此，朕复何望，倘再藉词虚廷，定必予以严惩。”从中不难看出地方督抚对清廷诏令的态度，尽管谕旨措词严厉，但实际上清廷对地方督抚的所作所为仍是无可奈何。 到1900年，更进一步发展为东南各省督抚公开漠视朝廷的对外宣战诏书，私与西方列强达成所谓“两不相扰”的东南互保协议。是年6月，义和团运动的勃兴，西方列强不断向中国派兵进行武装干涉的危局，并试图大举进军北京，清政府只得决定借用义和团力量共同御敌。6月21日，清廷正式颁布宣战诏书，谕令各省督抚“勿再迟疑观望，迅速筹兵筹饷，力保疆土，如有疏失，惟各该督抚是问。”然而，东南各省的督抚为保存各自的实力，公开拒绝执行朝廷的宣战命令。不仅如此，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还派人与西方列强密谋，达成默契，于6月26日在上海签署东南互保约款，随后两广、山东、福建、浙江乃至川、陕各省督抚也加入了东南互保。于是出现了一方面朝廷发布对外宣战诏书，另一方面东南各省督抚却与列强结成联盟，应允切实保护外人利益这种奇特的现象。这表明，清朝中央政府已难以控制地方督抚。 财政上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也仍趋削弱，1909年初，度支部奏陈统一财政办法时透露：“臣部有考核外省庶政议准议驳之权，此无论旧制新章，同一事理。乃近年各省关涉财政之件，例如新筹一款，往往事前既不咨商，用后亦不关白，常有巨款出纳，日久竟不报部，莫可究诘，……且有款已挪用，无从弥补，明知正项必不能拨，并不咨商，迳行具奏，以冀仰邀俞允，迨阅邸抄，而臣部始知有其事。”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收支无法控制，地方督抚常视中央执掌财政的度支部为形同虚设。 到清末，地方主义的继续扩张及中央对地方的无能为力，已引起时论的关注。《东方杂志》刊文指出：“乃观于吾国政府，朝发一令曰，宜率此而行，外省置之不顾也；夕下一谕曰，宜以此为戒，外省依然如故。查询事件，则延迟不复；提拨款项，则藉词抵抗。而自外省言之，有竭蹶之政策请于政府，不闻为之一筹画也；有困难之交涉请于政府，不闻为之一担任也。”虽然当时中央与各省的关系并非全然如此，但这种现象还是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