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临阵脱逃，被清政府正法。有关方伯谦是否属罪有应得，史学界曾有过争议。本文作者就争议集中的四个问题：牵乱队伍是方伯谦还是丁汝昌、刘步蟾；“济远”舰是否撞坏了“扬威”舰；“济远”舰是否率先逃走；丁汝昌是否挟嫌陷害方伯谦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在澄清史实的基础上，作者得出结论，方伯谦主要罪行属实，被处以死刑罪有应得，因此方伯谦一案绝非冤狱，更不可将罪名转嫁他人。 1894年中日甲午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济远”舰管带方伯谦激战中逃离战场。清政府以“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为罪名，将其正法〔1〕。1894年9月23日，方伯谦被斩于旅顺。对于方伯谦之死是否属罪有应得，史学界历来有争议。近年来随着《卢氏甲午前后杂记》（以下简称《杂记》）这一新资料的发现，争议日趋激烈。主要问题集中在：1.牵乱队伍者是方伯谦还是丁汝昌、刘步蟾？2.“济远”舰是否撞坏“扬威”舰？3.“济远”舰是否率先逃走？4.丁汝昌是否挟嫌陷害方伯谦？有论者认为方伯谦的主要罪名不属实，应予以平反。笔者就以上问题试作如下分析。 一、关于牵乱队伍问题 牵乱队伍在此指破坏了海战中舰队的作战队形，作战队形在以舰炮为主要武器的时代事关海战胜负，方伯谦逃离战场已无须再言，关键在于是否破坏了作战队形。《杂记》中有如下记载：“十八日巡探者报称倭船队经港外北行，丁提督闻报，下令全军起锚追袭。各军闻令，急先起锚，不及列队，零落而出。”有论者据此认为：“北洋水师接战伊始队型即已混乱，决非是在战斗三小时半以后，济远退出战场导致的。”并进而认为：“黄海海战将队伍牵乱的是负责海战全局的丁汝昌和刘步蟾，而不是方伯谦”〔2〕。究竟是谁牵乱队伍，弄清此问题须对已有和新发现的资料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杂记》中记载的“不及列队，零落而出”是诸多客观原因造成的，而非丁汝昌等人指挥失误所致。对于北洋舰队在甲午海战中的失败，日本历史学者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海战是在清国舰队护送陆军运输船过程中发生的，因此，清国舰队必须马上把陆地作为后方而战，这就抑制了舰队的行动。……不得不在不利的地形布置阵地”〔3〕。海岸地形的不利是导致“不及列队，零落而出”的根本原因。战前，中国“海军护送裕新、海定、镇东、图南、利远五运兵船出自大连湾，十七日到大东沟，盖在鸭绿江之西大孤山之东也。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十战舰泊大鹿岛东南，平远、广丙二战舰泊大东沟外，镇中、镇南二炮船并四雷艇随运船入大东沟口。十八日，全军将返旅顺。午初遥见倭船南来，定远督船开旗起锚”〔4〕。从北洋舰队战前兵力部署可以看出，为确保陆军官兵安全登陆，丁汝昌在大东沟港外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2艘装甲舰和8艘巡洋舰在大鹿岛海域锚泊；第二道，2艘巡洋舰在大东沟港外警戒；第三道，2艘炮舰和4艘鱼雷艇直接护送运兵船进入大东沟港内。第一道防线距大东沟12海里。当9月17日近午日本舰队袭来时，北洋舰队尚分为三个分舰队。战斗即将爆发，而这三个分舰队从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无法马上集合，因为这一带的海岸地形限制了舰队行动。北洋舰队锚泊在近岸地区，这一海域是舰队航行的边缘地带。战前，镇守当地的奉天将军裕禄在奏折中讲道：“至东边所属之大东沟，大孤山海口，均为沿海口岸，虽门口淤浅轮船难至，而口外之鹿岛、獐子岛皆为朝鲜门户，可以停泊轮船，小船拨载与此处皆一水可通”〔5〕。从中可知大东沟、大孤山至大鹿岛一带沿岸海域都是只有小船才能航行的浅水区，而北洋舰队的主要战舰“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和海汊内港”〔6〕。所以对北洋舰队来说，大鹿岛以内的海域是不能航行的。不仅如此，此地区还是标准半日潮汐区，9月17日11时海战爆发时正值阴历8月18日大潮日的落潮时刻，这一天自上午10时30分至下午4时30分，潮落5.3 米〔7〕。由北洋舰队护航登陆的陆军首领刘盛林于海战当天“乘轮下午3点钟抵东沟，乘小火轮节节候潮，于7点钟到船局”〔8〕。小船尚需用4小时之久才能趁涨潮从锚地驶入码头，足见当天潮差之大和此地区岸滩之浅。由于北洋舰队停泊在近岸浅水区，战斗爆发时又正值大潮日的落潮时刻，对于如此庞大的舰队，该地区没有回旋余地，北洋舰队必须设法尽早地摆脱这种不利地理环境的束缚。基于此，丁汝昌不等与鸭绿江口内的另8艘军舰会合，便率第一道防线部分军舰首先驶出锚地以抢占海上机动区。“当战时，我军先十船，因平、丙、中、南四船在港护运未赶上”〔9〕，因此才造成了“不及列队，零落而出”的航行状态。而若丁汝昌原地等待全部军舰集合后再同日本舰队作战，就会使北洋舰队被敌舰队全体压制在岸边浅滩上而自缚手足，不仅舰队有可能全军覆没，港内运兵船和陆军官兵也面临着被歼灭的危险。如“超勇”、“扬威”二舰，即因在战斗中搁浅而损失，可见该地区的不利地形对北洋舰队的威胁之大。因此说，不能以客观原因造成的“不及列队，零落而出”为由，将牵乱队伍归罪于丁汝昌等人。事实上，真正牵乱队伍的正是方伯谦本人。《杂记》中讲的“不及列队，零落而出”系指参加护航的全体18艘军舰而言，当时战斗并未开始，其队形是集结中的巡航队形。而“牵乱队伍”是指破坏了战斗中业已部署好的，以10艘军舰组成的战斗队形。“不及列队，零落而出”同“牵乱队伍”完全是两回事。 当北洋舰队抢占了海上机动区后，立即排成战斗队形，“以定远、镇远两铁甲居中，而张左右翼应之”〔10〕。右翼“经远”、“来远”、“超勇”、“扬威”四舰，左翼“靖远”、“致远”、“广甲”、“济远”四舰，10艘军舰分向展开列队，形成“人”字形雁行横阵。方伯谦所辖“济远”舰位于“人”字阵左翼阵角位置。日本舰队观察北洋舰队时发现：“左翼较强于右翼，……右翼‘扬威’、‘超勇’名不副实，其左翼则‘靖远’、‘济远’在焉”〔11〕。“人”字阵中右翼半数舰只老朽破旧，不堪作战，其中“超勇、扬威船皆弱小，居右翼末。不足自固”〔12〕。而左翼的“济远”诸舰作战能力较强，所负责任大。开战不久，“超勇”、“扬威”二舰即受伤并退向岸边自救，但此二舰为弱舰，北洋舰队总体作战实力损失不大，舰队仍“维持鳞次阵形，保持舰与舰之间隔距离，以六浬之速力整然航驶”〔13〕。如果北洋舰队能保持现有队形，则有利于后来的作战，但随着战斗的发展，“中央及右翼之六舰当激战之焦点，左翼未与战，渐露退却之色，‘济远’及‘广甲’实为其先驱者也”〔14〕。 在甲午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按队形集中作战非常必要，因为日本舰队企图将北洋舰队分割包围，逐个消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在黄海海战前所下作战命令中第二条为：“（日本舰队）运动的着眼点是时刻注视缠住我方兵力的敌人部分力量，而率先击破之，再进一步打击其它敌人。切记逐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5〕。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则早已预料到敌人的企图，他再三要求各舰在作战中统一行动，保持作战队形。“昌屡次传令，谆谆告诫，为倭人船炮皆快，我军必须整队攻击，万不可离，免被敌人所算”〔16〕。在作战命令中他又规定：“一切军舰当从旗舰之运动”〔17〕。然而这些指示和命令均被方伯谦彻底破坏，当左翼“致远”舰在弹尽舰伤之际冲撞敌舰被击沉后，“济远”舰本应同另二舰共同担负起保持左翼作战的责任，但是，“济远见致远沉，大惧”〔18〕，“方伯谦置而不顾，……如飞遁入旅顺口”〔19〕。同“济远”舰相邻的“广甲”舰也随后逃回。如此，北洋舰队左翼四舰中，沉没1艘，逃走2艘，仅余“靖远”一舰孤军作战。在敌舰的围攻下，不久，“靖远火，不得以而引退”〔20〕。因“济远”舰逃跑，北洋舰队左翼彻底溃散，加之右翼两舰先后搁浅焚毁，北洋舰队仅余半数舰只在战场上，已根本无法按事先确定的战术队形作战，阵势已乱。因而“各船观望星散”，面临着被各个击破的危险。由此，北洋舰队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方伯谦的逃跑不仅使北洋舰队损失了很大的战斗力，而且直接打乱了中国海军在黄海的战斗部署，致使军心瓦解，士气低落，后果极为严重。所以，方伯谦牵乱队伍罪责难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