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苏南、浙北的枪船，至太平天国时期为鼎盛，史学界论述颇多。本文就枪船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谈些管见：一是史学界有人认为枪船起始可上溯至清初，产生于嘉兴桐乡。本文用翔实史料论证枪船起始于嘉庆年间，产生于苏州吴江北舍及震泽严墓等地。二是对1862年夏太平军镇压枪匪的评估。不少专家，学者把此次镇压枪匪的范围、效果、策略等夸大了。笔者用丰富的史料，实事求是地对此作了评估，提出自己的看法。三是论述苏南、浙北枪船最终消灭的过程。 关键词 枪船 枪匪 太平天国 苏南浙北，少山多水，河道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汊港纷歧，利于舟楫，自古称为水乡。明清时期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沿河环湖分布着不少繁荣城镇，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等是其名城。四府交界处的乌镇、青镇、濮院、新塍、黎里、平望、盛泽、震泽、周庄等均是著名市镇。交通以水运为主，“千艘万舸，远近毕集”。有的以米粮贸易著称；有的以产丝绸闻名，誉为丝绸之乡；有的则两者兼而有之。 在封建经济母胎里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封建压迫剥削严重。清袭明制，征收重赋，尤其是苏南，地主以赋由租出，征收重租，多的亩租竟达一石八斗〔1〕。农民终岁勤劳，所余几何。且道光年间，连年水灾，江苏屡歉，邻省亦连被偏灾。使“权子母者即无可牟之利，任筋力者遂无可趁之工”〔2〕。鸦片战争烽火的扰及，战后上海等地开埠，农业、手工业深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咸丰初，改漕运为海运，又“使运河废，运丁失业散处城乡”〔3〕。因而苏南存在着数量众多的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工人及运丁水手等，构成一幅游民图。 在晚清苏南社会里，最早出现的枪船，演变为由游民驾驶枪船作恶的水上武装，船以帮分，势力渐盛，至太平天国东征苏常时期为鼎盛。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的枪船，论者颇多，本文拟就史学界对枪船研讨中的几个问题，谈一点管见。 一、枪船起始于何时何地 枪船，据史料记载“与渔船、农船迥异”〔4〕，其船“长不盈丈，阔仅三尺，二橹一桨，体轻而行捷”〔5〕。或说：“首尾尖锐，形如蚱蜢，四桨双橹，旋转灵便，行水面若飞，不畏风浪，名蚱蜢船，又名枪船，因舵后有木枪作标帜也”〔6〕。也有的说：“枪船平底狭头，不甚阔大，船头架抬枪一座，艄上插大旗一面，或大书某姓，或另编一字为号不等”〔7〕。可见，枪船形制，头艄俱尖，不甚阔大，受水最浅，行驶便捷，又“有所改进”。船上配置武器有“抬枪、鸟枪”、“苗刀”、“火药”，“间有架小炮者”。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武器的输入，也有“备西洋诸多火器的”。“另有大枪船一种，名曰踏白，双橹加桨，炮械较备”〔8〕。枪船人数有“前一人持枪，后一人摇橹”，或“人三五，枪三四”，也有“容四五人者”。大枪船则“每船五六人，或七八人”〔9〕。他们的穿戴，一般“穿著花青绵绸短衫裤以及黄黑柿漆绸短衫裤。”有诗形容说：“枪船健儿好身手，白布束腰毡盖首，蓝呢背甲绣两裆，白眼横斜满街走”〔10〕。这般装束大概是为的便于水上活动。约于道光中期（或早些），枪船为游民用来组成水上土匪武装，船以帮分。各帮枪船“选勇健善泅者操船，号曰老大。行止进退，悉听指挥”。“小伙计之上有大伙计，而大伙计又各隶于头家。头家者，豪滑之最大，能得其伙计之死力而用之者也”〔11〕。 那么，枪船起始于何时、何地呢？史家论者极少。笔者考查史实结合今人论述，主要有二种意见。一是“向有”说。冯桂芬在《公启曾协揆》说：“枪船江浙向有之”。《丁中丞政书》抚吴奏稿说：“江浙地方向有枪船匪徒”。《马端敏公奏议》卷六说：“向有匪徒驾驶枪船”。冯是苏州士绅，丁、马曾任江浙巡抚，他们都没有说枪船起始何时、何地，而说“向有”，即由来已久。近年史学界有的学者把“向有”引伸为“枪船肇端可上溯至清初”，还说：“据《桐乡县志》记载，早在顺治三年（1646），江浙地区即有大股土寇横行，以陈其德率‘百余艘船掠濮镇’发其端，此后‘船以百计，人以千计’的水匪，‘遍地纵横而起’”〔12〕。对“枪船肇端可上溯至清初”说，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其由是：第一，不能把土寇利用船只打家劫舍，就认为是枪船的“肇端”。前面我已绍介，枪船“与渔船、农船迥异”，有其特定的形制、武器配置和人数。单就作者所引资料“船以百计，人以千计”来看，每条船上的土寇至少在10人以上。然而我们所见有关枪船的记载，未见有如此之多的。可见所记并非指形制“迥异”轻快利捷的的枪船。第二，作者引用时把某些史实也搞错了。《桐乡县志》，卷二十，兵事是这样写的，“顺治三年，丙戌，大盗杨耀宇等焚劫濮镇，昼夜横行。”下录陈其德著《土寇横行纪略》一文。作者却把“大盗杨耀宇”错写成《土寇横行纪略》的著者“陈其德率百余艘船掠濮镇”，把史实搞错了。第三，枪船产生时，并非就是游民用来劫掠的工具。是滨湖地区“猎人所有”，主要用来打野鸭等水禽，并不为非作歹。《盛湖志补》说：“枪船者，始…以枪击鸟为生。”冯桂芬《公启曾协揆》也说：“枪船，其始弋凫鹜为业”。苏南的吴江、震泽，境内湖泊星罗棋布，除产稻芡菱藕蚕桑，鱼甲贝螺虾蟹外，还有大量野鸭等水禽。每年重阳以后，野鸭从极边陆续南来，入冬后，南来的野鸭群最多，大群中个体的数目常可致数千，到第二年春天才返回，前后在湖泊中留居约四、五个月。〔13〕1856年（清咸丰六年），吴江黎里塾师黄熙龄在《日记》中记：“今年夏间甚旱，田禾已经打折，八月间又有蝗灾，十月间，又有野鸭飞过时，声若雷霆，稻为之食去者十股之三，于是米大贵”〔14〕。同年，吴江殷谱经侍郎在《自订年谱》里也记：“家乡始患旱、蝗，秋冬间，野鸭啄禾，收成仅半”〔15〕，可见野鸭之多。野鸭，其肉可供食用，是很美的野味；其羽毛，也有经济价值，可缝制羽绒衣被。所以滨湖猎人，造枪船捕猎水禽。也有的说“枪船…初为商贾运载货物”〔16〕，当是第二位的。但无论是“始弋凫鹜为业”，还是“初为商贾运载货物”，都是正当职业。故我们不能把起始的枪船与后来以枪船为巢穴的枪匪等同起来。如是把枪船的起始“上溯至清初”即顺治三年，那么枪船一产生就是枪匪劫掠的工具了，这与历史事实不符。第四，与枪船最早产生的地点也不符。《盛湖志补》说：“枪船者，始祗太湖滨（吴江）北舍港一带有之”。《枪船始末》说：“枪船之起，始于苏属之吴江、震泽两县，蔓延于嘉属之桐乡、石门”。《野烟录》说：“枪匪者，大抵吴江人居多”。以上史实说明枪船始产生于江苏苏州府吴江、震泽县。后蔓延于嘉兴府桐乡等县。如果把“大盗杨耀宇”说成是枪匪头目，把他“率百余艘船掠濮镇”说成是“枪船的肇端”。那么，枪船产生的时间与地点就都与史实不相吻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