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和与中法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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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6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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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2年12月(光绪八年十一月),军机大臣王文韶和景廉因涉嫌与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有关,先后退出军机,所遗两缺,经西太后批准,由翁同和与潘祖荫补授。

      在翁同和入参军机前,中法两国就越南问题开始了严正交涉。翁同和入参军机后,不但参与了这一交涉。并针对法国的侵略,先后提出了支持刘永福黑旗军抗法,积极派兵出关抗法之建议,为中法战争初期主战的代表人物之一。军机处改组后,他虽离开,但仍关心战局,并大力协助奕譞,为争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献计献策。

      一 面对法侵越 建言加强边备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法国对越南的侵略不断加深。1862年(同治元年),法国武力强迫越南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条约除规定割地、赔款、通商、传教、法国商船可以在江河及其支流自由航行外,还规定日后越南同其他国家的交涉,如无法国皇帝的许可,不得批准。1873年12月,法国再次强迫越南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法国不仅掠得了越南更多的主权,而且几乎是把越南完全置于法国的控制之下。

      清代,越南同中国保持宗藩关系。法国侵略越南、变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客观上就是要割断中越的来往,改变中越两国传统的政治关系,并以越南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881年9月,法国派遣海军司令李威利率法军向越南北部发动新的进攻,并把战火延烧到中国边境。越南的阮氏王朝深感亡国的危险,一再请中国救援。1882年1月,清政府应越南国王的请求,训令驻法公使曾纪泽同法国进行交涉。曾纪泽抗议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并向清政府建议,让越南宣布将红河向各国开放,利用国际列强之间的矛盾,打破法国一国对越南的控制,从而达到废除法国强迫越南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达到保护越南的目的。清政府将曾氏这一建议交内阁会议,翁同和以工部尚书身份与会讨论。他认为“劼刚(曾纪泽字)之议不为无见”,表示赞同。又说:“法胁越,中不能坐视不问”〔1〕。但是,曾纪泽的这一建议遭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反对。当时,李鸿章分担了一部分外交事务,正奉旨代表清政府同法国专使脱利古就法国侵略越南一事举行会谈。李鸿章认为法国吞并越南,对于中国只是伏边患于将来,目前并不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又认为中国一向兵力单薄,滇防、粤防更是有名无实,海军又少,“中国决非法敌,战必无幸”,“越南问题终不能不妥胁”〔2〕。所以,从交涉一开始,就“不敢力主进取”〔3〕而主张和平了结。对于脱利古提出的不许中国出兵援助越南等无理要求,李鸿章表示接受。同年9月李鸿章在天津同法国正式议定《中法简明条约》十三款,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控制,并同法国就中越分界和通商问题达成原则协议。当这个草约文本连同李氏的奏报送到北京时,翁同和见后十分气愤,认为李鸿章“专意款法”,一味迁避退让,这个条约等于是要把整个越南的事权、利权统统送给法国〔4〕,反对批准这个条约。他主张:当前与法国交涉只能撇开通商划界问题,专门讨论法国强加给越南的不平等条约。

      1883年4月,法军向越南北圻发起进攻。同时,法国海军也在我国东南沿海频频挑起侵略事端。对于法国的军事进攻,翁同和主张出兵关外,援越抗法。西太后召见军机大臣询问对策时,翁同和以中法交战是意料中的事,建言加强边备,沿海设防,作好反侵略战争准备。根据他和李鸿藻等人的意见,西太后谕令李鸿章督办海防,以吴大澂帮办北洋防务;谕令左宗棠督办江防,命令岑毓英、张树声节制滇、粤军务。三个月后,清政府又分别任命徐延旭、唐炯为广西、云南巡抚,率兵出关驻扎。由于翁同和、李鸿藻等人的坚持,清政府才摆出了欲与法国开战的架势。

      二 坚决支持刘永福黑旗军抗法

      1883年法军进攻河内,应越南国王邀请,驻扎在越南境内的刘永福黑旗军帮助抗法。黑旗军的抗法斗争是法国侵吞越南、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无法实现的严重障碍,因此,被法国侵略者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对待刘永福的问题上,清朝内部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以李鸿章为代表,从对法妥胁退让的立场出发,一直把刘永福黑旗军的抗法斗争看成是他同法国议和的障碍,视刘永福为土匪头子,把黑旗军诬为一伙乌合之众,是“土匪”〔5〕。一再告诫云南布政使张凯嵩和广西巡抚徐延旭等人,不要把黑旗军看得太重,要他们对刘永福黑旗军随时加以裁抑,甚至主张消灭黑旗军〔6〕。在李氏的影响下,张、徐对刘永福黑旗军态度极为仇视。同李鸿章态度相反,以翁同和、李鸿藻为代表,从刘永福黑旗军同法军交战迭获胜仗中,认为它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黑旗军将士抗法援越与维护清王朝的政治统治体系并无矛盾;黑旗军的斗争阻止了法国对越南的侵略深入,有利于巩固中国边疆的安全。因此,主张支持和援助刘永福黑旗军的抗法斗争。

      同年5月,刘永福指挥黑旗军在河内纸桥一带同法军决战,击毙法军头目李威利,歼敌两百多人。翁同和得知纸桥大捷的消息后,十分高兴,称它是“第一捷音”〔7〕。在军机会议上,他提议犒赏黑旗军,授予刘永福顶戴〔8〕。他的这一意见先后得到李鸿藻以及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岑毓英的赞成。于是,清政府赏给刘永福武职游击的官衔,简派户部主事唐景崧前往保胜,同刘永福联络,并接济黑旗军少量的饷械,以示支持。

      法国自经纸桥惨败,对刘永福黑旗军恨之入骨。纸桥大捷的第二个月,法使宝海就迫不及待地向李鸿章提出开放保胜为商埠的要求。这一要求除表明了法国扩大对中国西南地区的侵略意图外,还包含驱逐和消灭刘永福黑旗军的罪恶目的。当时保胜是黑旗军的驻地,如果同意这一要求,等于是替法国扫除了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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